伴随着关税冲击的反复震荡,市场也犹如过山车般忽上忽下。作为价投,越是面对波动,越需要穿透短期情绪迷雾,回归事物本源的底层逻辑。
复盘巴菲特,我们发现其实早在2003年,巴菲特就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他极具前瞻性的见解,通过"勤俭村"与"挥霍村"的寓言,预判了全球化进程中贸易失衡的必然性。
其中巴菲特提出的一套,他所认为的关于贸易逆差独到的解决办法,如今读来依旧能给我们带来诸多深刻启发。
以下为文章内容:
一、令人警醒的假设案例:挥霍村与勤俭村
我(巴菲特)即将就美国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发出警告,并提出解决方案。
作为美国人和专业投资者,我宁愿我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我目睹了美国贸易赤字的持续恶化,以至于我们的“国民净资产”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向海外。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将引发严重后果。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用一个夸张的假设案例:
设想有两个相邻的独立小岛——挥霍村和勤俭村。在这两个岛上,土地是唯一的资本资产,居民只生产并消费食物。
长期以来,两个岛的居民每天工作8小时,自给自足。后来,勤俭村的居民决定每天工作16小时,除了用8小时的产出维持生活外,他们将另外8小时的产出出口到浪费村。浪费村的居民因此可以不劳而获,只需用他们发行的债券(以浪费村货币计价)来交换这些食物。
多年后,勤俭村积累了大量浪费村的债券,而浪费村的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同时维持生活和偿还债务,浪费村的居民最终需要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但浪费村的居民对此毫不在意。
与此同时,勤俭村的居民开始担心这些债券的价值,于是他们改变策略:虽然仍持有部分债券,但他们将大部分债券卖回给浪费村居民,换取浪费村的货币,然后用这些资金购买浪费村的土地。
最终,勤俭村完全拥有了浪费村。
此时,浪费村的居民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他们不仅要恢复每天8小时的工作来维持生活,还需要额外工作以偿还债务并支付土地租金。最终,浪费村被勤俭村“购买”而非“征服”。
有人可能会说,浪费村未来通过提高生产力可以弥补过去勤俭村的牺牲,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代际不公平”的现象:一代人享受了免费的午餐,而下一代人却要为此买单。
如果将这一假设扩展到家庭层面:假设我(沃伦·巴菲特)能让所有为我提供一生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接受由我后代偿还的借据,这可能被视为公平的契约。但我的后代未必会为此感到高兴,甚至可能选择赖账。
回到岛上,浪费村的政府最终会通过高通胀政策来稀释货币价值,从而减轻债务负担。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财政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却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
二、这与美国有何关系?
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初,美国的表现类似于勤俭村:我们出口多于进口,并将盈余投资于海外。这使得我们的净投资额从1950年的370亿美元增长到1970年的680亿美元。总的来说,我们的“国民净资产”不仅包括国内的财富,还包括一部分海外资产。
然而,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局势逆转。
贸易赤字最初占GDP的1%左右,尚未构成严重威胁,因为我们的投资收益仍为正值。但到了1980年,我们的净投资额达到3,60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后,便一路下滑,尤其是在过去五年中,下滑速度令人震惊。
如今,我们的贸易赤字已超过GDP的4%,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比我们持有的外国资产多出2.5万亿美元。这些资金不仅投资于美国债券(包括政府和私人债券),还广泛分布于房地产和股票证券中。
PS:为了理解2.5万亿美元的规模,可以将其与美国上市公司股票的总市值(约12万亿美元)或全国房地产总值(同样约12万亿美元)进行对比。
这些数字表明,我们已经转移给海外的资产占国民财富的5%左右。更重要的是,如果贸易赤字问题持续不解决,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将以每年约5,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外国对我们国民财富的净所有权每年将增加一个百分点。
随着这种增长,每年流向海外的投资收益也将增加,迫使我们支付越来越多的股息和利息,而非像过去那样成为净接收者。我们已经陷入了负复利的深渊。
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任何国家都无法长期维持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最终,消费过度的国家将面临货币贬值和债权国拒绝接受更多欠据的局面。这种现象在过去几十年中多次出现在挥霍无度的国家身上。
然而,美国享有特殊地位。凭借过去卓越的财务记录和巨大的财富,我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怀疑我们的偿债能力和意愿,因为我们拥有大量宝贵的资产可以用来交换消费品。换句话说,我们拥有一张超级信用 卡,可以让我们大肆消费。但这张信用 卡的额度并非无限。
认为现在是时候停止这种疯狂的消费行为,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可能听起来有些取巧,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关税。
但这种关税保留了自由市场的核心特质:既不保护特定行业,也不惩罚特定国家,也不会引发贸易战......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三、如何重构贸易天平:“进口凭证”的构想
我们可以发行一种名为“进口凭证”(Import Certificates, ICs)的工具,按出口金额等额发放给所有美国出口商。这些出口商可以将ICs转售给希望向美国出口的外国贸易商或美国进口商。
例如,如果某公司希望进口价值100万美元的货物,则需要获得等值于100万美元出口的ICs。这种机制将最终实现贸易平衡。
由于美国每月出口约800亿美元,ICs将以同样规模发行,并在自由市场上流通。届时,竞争将决定那些想要向我们出售商品的各方中,谁会购买这些许可证,以及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我设想这些许可证的有效期较短,可能为6个月,这样就能阻止投机者囤积这些许可证。)
对于出口方来说:
为便于说明,我们假设每份进口许可证售价为10美分——也就是说,每1美元出口额对应的进口许可证售价为10美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生产商通过将货物销往出口市场比在国内销售能多获得10%的收益,这额外的10%就来自于他们对进口许可证的出售。
在我看来,许多出口商将会把这视为成本的降低,这会使他们能够在国际市场上降低产品价格。大宗商品类产品尤其会促使他们采取这种做法。
例如,如果铝在国内的售价为每磅66美分,而进口许可证价值为10%,那么国内的铝生产商在国外市场上可以以每磅约60美分(另加运输成本)的价格出售铝,并且仍然能够获得正常的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将大幅提升,出口也会随之增加。与此同时,就业岗位的数量也会增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进口许可证方案会给予向美国销售产品的国家很大的灵活性,因为这个方案不会对任何特定的行业或产品进行惩罚。最终,自由市场将决定哪些产品会在美国销售,以及由谁来销售这些产品。进口许可证只会决定销售到美国的产品的总美元价值。
对于进口方来说:
为了了解进口方面会发生什么情况,让我们来看一辆目前以2万美元的成本进入美国的汽车。在新方案下,假设进口许可证售价为10%,那么进口商的成本将上升到2.2万美元。
如果对这款汽车的需求特别旺盛,进口商或许能够将增加的成本全部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然而,在通常情况下,竞争压力会起作用,这就要求外国制造商至少要承担这2000美元的进口许可证成本中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全部。
进口许可证(ICs)计划中没有免费的午餐:它会给美国公民带来一些严重的负面后果。大多数进口产品的价格将会上涨,某些国内生产的与之竞争的产品价格也会上升。
因此,进口许可证的成本,全部或部分地,通常会成为加在消费者身上的一种税。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但是,如果任由美元继续贬值,或者我们提高对特定产品的关税,又或者对这些产品设置配额,同样也会有弊端——在我看来,这些行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小。
最重要的是,与如果我们继续听之任之,不断用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的净资产去进行贸易交换,最终将会遭受的痛苦相比,如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痛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对于净出口国来说:
那些处于净出口状态的国家不会效仿这个计划,因为对它们来说,进口许可证毫无价值。
主要的出口国会以其他方式进行报复吗?这会引发另一场像斯穆特-霍利关税战那样的贸易冲突吗?几乎不可能......
当然,仅仅是一项旨在使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债务国实现收支平衡的提议,是不太可能引发贸易战争的。主要的出口国过去的行为相当理性,而且它们今后也会继续保持理性——尽管它们可能会一如既往地试图让我们相信,它们会做出不同的举动,但这其实是符合它们自身利益的策略。
进口许可证计划目的:
进口许可证(ICs)计划可能带来的结果是,那些出口国在最初做一些姿态之后,会将他们的创造力转向鼓励从美国进口商品。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如今(2003年)中国每年向我们美国出售价值约14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而从美国的采购额仅为250亿美元。
如果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中国的一种选择可能就是每年购买1150亿美元的进口许可证来填补这一差额。但中国也可以通过减少对美国的出口,或者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来降低对进口许可证的需求。最后这种选择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最容易接受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情况如此。
......
四、结语:拒绝成为 “挥霍村”
我认为,贸易逆差确实是一个难题,它将考验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所有能力......或许存在比我提出的方案更合理的解决办法。但光靠美好愿望——及其常伴的“吮拇指”——可不行。
从我现在看到的情况看,必须采取行动阻止国家财富的快速流失,IC似乎是最不痛苦且最有可能奏效的解决之道。
记住,这不是小问题:比如,以世界其他地方现在对美国净投资的速度,他们每年可以买下并囤积我们近4%的上市股票。
在评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商业选择时,查理·芒格建议我们密切关注他那句玩笑式的愿望:“我只想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死去,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
制定我们贸易政策的人应该留意这句忠告——并且要远离“挥霍村”(那种境地)。
证星研究院点评:
巴菲特站在美国的角度,认为贸易逆差,短期爽了但侵蚀长期复利。尽管他坦承他的设想其实也类似于关税,但不同于直接的行政干预,老巴的设想企图用市场之手平衡收支,维护老美“净资产”,避免陷入“债务复利”的困境。
不过,老美在做正确事情上毫无动作,距今已经22年了。现在已经躺平成瘾了。再度由奢入俭,谈何容易?
PS:如今不知,巴菲特本人是否仍然支持这一设想。但现在特朗普的政策措施显然与老巴早年的想法背道而驰甚远。
整体来看,贸易失衡本质是价值分配权的争夺。对于我们而言,当下则需要以“内生价值创造”替代“外循环过度依赖”,进一步将债权优势转化为技术、资源与规则的掌控力,方才可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维持长期竞争力。
PS:本文仅为观点分享,不做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