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平：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分为三部分：国家财政拨款、国有股减持、彩票收益，2000年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国有股减持的规定。
早期，我们主要是和有关政府部门沟通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包括社保基金理事会如何定位、如何开展工作、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及相应法规的制定等等。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落实《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集中在社保基金怎么运作，投资管理如何约束？这些都需要明确、详细的规范和指引。比如股票 投资要求委托管理，需要选择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来管理社保基金，这就涉及投资管理机构需要具备的资质和要求以及如何进行遴选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与相关部门沟通落实社保基金如何依法合规开展工作。社保基金是国内第一个大型机构投资者，与相关专业机构的合作，从建立账户到委托管理、托管业务、清算等等具体业务操作，涉及对证券、基金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具体条文的理解，需要有关部门进行界定。比如，社保基金会委托多家机构，多个账户与一个最终管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符合《证券法》对证券投资账户的规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与证监会、交易所、清算机构去沟通。我们要求规范透明，法在哪里，规是什么，必须明确，才能合法合规去工作。
此外，我们也开始研究养老体系，学习与了解国际上的动向与变化，我们去到香港调研了强积金与盈富基金，了解相关问题，包括基金的出售与公有收入之间的关系。
中国基金报记者：也就是说，你一个官员，带领一帮学生，建立起了社保基金的投资框架和各种法规。
李克平：说我是官员也可以，我自己不愿意把我当官员，第一我对标准的官员风格不喜欢，第二我进入体制也是因为喜欢宏观经济和体制改革政策的研究，我更偏向于研究提建议。
2001年，我们投资团队的核心工作是学习借鉴业内特别是国际养老金投资管理经验，建立自己的投资管理模式，边学边干。
国际机构有成熟的养老金投资管理经验，也有几十年以上的在国际市场上运作养老金的模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叠加庞大的人口，未来可供管理的养老金基金数量巨大，他们有极大的兴趣尽早介入这个市场。所以，国外资产管理机构非常关注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这让我们向他们学习比较方便。
虽然当时社保基金还不能投资海外市场，但不少机构有前瞻眼光，不计较短期的得失，表现出相当的耐心和热情，通过面对面交流、提供材料、回答问题和短期培训等，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原始的模板和养老金投资管理业务相关的经验，包括流程、产品设计、风险管理、资产配置等，构成了我们最早对这个领域的具体做法和模式的认识。
我们白天听讲座，晚上讨论并整理材料，消化这些内容。学习、借鉴和建立几乎是同时进行，这是一个流水的过程，学到新的再加以补充，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不同机构之间有一些差异的时候，会反复讨论怎么理解。
半年以后，我们陆续开始收敛，集中到整理和建立理事会的投资管理运作框架。2001年9月形成了最初的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管理运作框架的蓝本，包括配置、组合的建立、外部的投资管理人、托管和风险管理体系等等，还有，怎么去评估管理人？对管理人的调查问卷等工作也基本形成。
在建立整个投资架构时，理事会领导对团队非常信任，只提出了四个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国际惯例、规范化，具体事情管得很少。理事会领导很有前瞻性，提出不能按照现在市场的运作方式去设计社保基金，要学习国际经验，规范化运作。这确定了标准和方向，整个投资团队也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
业内相当强烈地认为
社保的调查问卷过于西化
中国基金报记者：有哪些印象比较深的境外机构？
李克平：国外机构总体上都很友好，他们希望通过真诚地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当时对我们帮助比较大的有道富银行、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施罗德集团，INVESCO， 还有后来被JP摩根收购的富林明等等。
富林明在台湾地区有丰富的经验。台湾地区的经验跟我们更贴近，好理解容易借鉴。台湾地区给我们提供的管理人调查问卷等资料都是中文竖排的版式，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台湾地区的经验很多来自于教训，国内当时的二级市场很不规范，台湾地区的证券机构也存在很多问题。富林明还给我们介绍了台湾的四大基金，包括退抚养老金。因为当时台湾方面对与内地的接触还有限制，我们与退抚基金进行了不公开的接触，她的“总设计师”给我们介绍了退抚基金在投资设计中的经验教训，包括救市的问题、如何选择管理人等等。
境外机构的认真程度超出我们的预期。比如，我们交给他们很多问题单子，希望他们提供材料或者来人给我们讲课。他们用大量的数据和论证，回答我们的每个问题，并装帧成精美的文件，然后一大摞背过来，让我们非常感动。
印象深刻的还有 Capital，《长线》就是写这个资本集团的，威灵顿也不错，这是两个有长期历史和强大基本面研究的资产管理公司。他们介绍的内容有深度。这些公司后来也在变化，其中一些原因很值得探讨。
中国基金报记者：跟国内机构的沟通情况呢？
李克平：国内机构提供的帮助更具体。比如社保基金投资产品的设计怎样才更符合国内市场的特点，业内就给了我们不少启发和帮助，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操作的。
比如委托管理人投资股票，仓位应该多高？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当时争论很大，我们花了特别长的时间讨论，国内机构普遍认为仓位应该是0-100%，但几乎所有的国外同行都是接近满仓，那在中国到底怎么做？
这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养老金这样的大型机构，如果所有股票产品的仓位都允许0-100%，意味着配置就乱了。
因为委托时是按股票来配置的，风险敞口是股票，如果组合是五成债券五成股票，就不是股票敞口了。如果所有的股票产品都拿更多的债券，意味着社保基金整体的股票配置非常低，很可能踏空。
进一步，如果组合经理随意调整仓位，就意味着理事会放弃配置，就没有配置的概念了。而对社保基金这样的上游机构投资者来说，配置是至关重要的，要把握中长期趋势和各类资产的特点，进行中长期布局，而不是跟着短期市场波动去调整仓位。
还有基准是什么？跟踪误差设多少？这些问题，我们也经过了反复的讨论。我们给出的基准，不仅要衡量业绩，也是投资的基准，可以有偏离，但不能太大。
因为组合经理往往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或特点，可能比较集中持有自己偏好的行业。个体投资者、基金经理与上游机构投资者考虑问题的基础不一样，站在纯组合的角度，当然可以集中，比如巴菲特，只投资自己熟悉的公司，但这种模式不适合社保基金，不能混淆我们的立场和需要。
因为每个行业的周期特点是不同的，如果管理人完全根据自己的偏好来投资，会出现不可把控的随机性，而随机性是社保这样的上游机构最不想要的，大型机构需要有清晰的配置思路和方向，建立在充分研究和可证伪基础上，这样才能在后来的工作中，比较有效地评价管理人做的对错并进行改进。对了知道是怎么对的，错了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这样不断修正，长期来看赢的概率会大一些。这对委托管理人的要求会更高，基金经理需要更成熟，覆盖的行业更全面，也需要更好的投研结合以及一个强大的研究团队。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我们都会体现在对投资管理人的调查问卷中。
中国基金报记者：对投资管理人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什么内容？
李克平：我们在研究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公募基金业影响比较大的、对投资管理人的调查问卷，这是我们与业内互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和载体。
这个调查问卷浓缩了社保理事会对投资管理人的看法、要求和需要具备的条件，其中包括怎么去观察、了解、透视管理人的方法和内容。
与国外机构的交流是这个问卷的主要来源。
国外大量的养老金机构也会有对委托管理机构的调查问卷，我们先是简单搜集了很多份国外机构的问卷，通过合并同类项得出了一个巨长的问卷，然后逐条讨论，第一稿压缩到一百多个问题，比较全面，但有点长。我们最终使用的问卷在一百个问题左右。
在形成问卷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较多考虑了怎么适合中国市场，也与国内机构进行了比较有效的交流，我们了解到国内的机构大概是在什么状况，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他们认为哪些是无效的，这个反馈对我们很重要，使我们对市场的认识大大加强，也使得调查问卷在修改过程中更符合中国市场的实际。
当时，业内相当强烈地认为社保的调查问卷过于西化，照搬国外的东西有点多了，与中国市场脱离太远。
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全部吸收业内的建议。
在我看来，这有一个理念的问题。
当时的A股市场，内幕交易、庄股炒作等现象严重，短期投机盛行。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客观存在，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完全顺应A股市场的状况，用短期投机炒作的实用理念来确立我们的投资思路呢，还是应该特立独行、规范运作？这是一个选择。
我们坚持，用我们认为正确的理念和方法去做事，宁肯不被理解，也要规范运作。
在怀柔的山沟沟里
社保首次选秀
中国基金报记者：2002年，社保基金理事会第一次选秀。当时的评委是怎么组成的？
李克平：早期，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非常有限，在《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社保基金可以投资债券与股票。债券可以由社保基金自己投资，股票则需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投资。
2002年10月，我们开始启动第一批管理人的评选。由于《社保基金投资暂行管理办法》对管理人资格有各种要求，所以只有“老十家”基金公司参选。其他类型的投资机构和成立年限短的基金公司也没有资格参选。
按照《社保基金投资暂行管理办法》，社保基金要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来选聘管理人。
成立之初，理事会领导就多次强调专家的作用，从2000年底，我们开始启动寻找外部专家的工作。
理事会最早的专家是担任中国证监会顾问的梁定邦。2000年，我陪理事长刘仲藜与梁定邦见面，他给我们推荐了清华大学的金融工程教授宋逢明和中国科学院系统所的程兵教授。
程兵曾在英格兰银行负责过风险管理，在科学院是金融工程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我们的投资管理风险和绩效评估系统，最早就是他带着博士生一起做的。2001年，我们花了大量时间与他们一起开发这个系统，参与讨论与投资风险管理相关的每一个公式，那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学习过程。他的两个弟子都成了我们团队成员。
我们建立了一个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池，为了保密，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出9位专家作为社保基金第一次选秀的评审委员，这样随机性特别强，很难去猜测。
评审委员分为内部委员和外部委员，内部委员是理事会的内部人员，占比不到二分之一，外部委员包括部门委员和业内委员，部门委员来自财政部和人社部这两个监管部门。证监会不宜直接参加，通常是请研究人员参加，还有上交所、深交所和业内的专家，当时证监会做研究的波涛，在法国做过资产管理的林义相是专家评审委员中合作时间最长、参加次数最多的专家，还包括有金融实践背景的律师，像德恒的王丽。还有其他很多人，都给了理事会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这些专家委员在后来评选管理人过程中，给我们的帮助非常大，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理解更深刻，对业内情况更熟悉，我们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中国基金报记者：评委的评审依据是什么？
李克平：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候选人对“调查问卷”的回答和他们的市场行为以及表现进行评审。
调查问卷是我们在委托投资方面花精力最多的文本，代表了对委托投资基本框架的认识，对参加竞聘的基金公司影响也很大。
调查问卷的内容非常广泛，要了解的核心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包括投资理念、团队、流程、绩效、产品等所谓5P。但实际上远不止5P，我们的问题相当于要把基金公司整个拆散，再合并起来，投资、风险、内控和后台，我们会提出很多问题。
比如，第一层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进一步就是投资决策机制。我们要准确知道公司的投资决策机制，投委会跟组合经理怎么分权，怎么授权。投委会的投资决策方式，是负责人拍板还是投票决定？投票是绝对多数还是相对多数？谁有否决权？给组合经理下放什么权力？他怎么运用这些权力？公司怎么能够叫停他？我们的问题会一直追到最底层，直到不能再分。
我们要知道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运作方式。很多公司自己也很难界定这些问题，但我们提出来了，他们必须重新思考，做出自己的选择。
比如风险，怎么界定风险，怎么管理风险，指标是什么，出现风险怎么判断怎么评价，穷追不舍；买股票什么标准，卖股票什么条件，股票池建立标准，投研怎么结合，是分立的还是一体的，研究多大范围，激励机制是什么，公司领导与基金经理的权重分别是多少，必须准确说出来，没有可以说没有。从中可以看出各公司存在的差异。
客观上讲，当时很多基金公司制度规则上仍是有缺陷的。
我们在参选材料中可以看到，许多公司关于内部制度规则有三分之一是收到“调查问卷后制定或修订的”。每个基金公提供的评审材料都很多，最后我们给每个专家委员送一大行李箱的评审资料提前审阅。
社保选聘管理人为什么能够对公募基金行业发挥正面的作用？
因为社保基金的运作符合市场发展方向，而调查问卷是我们评选管理人的一个框架、蓝本和文字的标准，所有参选公司都知道养老基金的要求是什么，这势必引发业内更深刻的反思。
社保基金理事会和基金行业的良性互动，基本的推动力是理事会对基金公司具体怎么评价、怎么要求，赞同什么反对什么，包括在后来的委托投资运作中怎么评估，都对基金公司的投资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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