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多疯狂
2009年,通过朋友介绍,刘研认识了王骏。当时王骏在山西证券做直投,刘研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曾担任过很多职位。他在中国政法大学读本科学法律的时候就兼职创业,用自己的积蓄也做过投资,经常会和王骏等几个朋友一起聊聊项目。
说起来,与后来创办天星并任董事长的经历对比,刘研的职业跨度有点大。但刘研自认为是有足够敏感度的,对经济敏感也对政治敏感。刘研认为自己足够了解中国国情。还在公安局的时候,听说总理去江浙调研民间资本问题,他觉得是一个新的苗头,因为前几年实业跑路的人很多。“上帝关上一扇门就要会给你留一扇窗,这扇窗就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对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刘研和王骏非常认同。2001年开始一期不落地阅读《经济观察报》的王骏说,很多信号都表示,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更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而资本市场的健全开始得到领导人的强烈重视。
刘研把这次经济改革所营造的机会归纳为两条线:第一是扶持创新,第二是建设新三板。之所以没有改造旧板而是打造新三板这个新的“板”,其原因就是要追求绝对的市场化。如果找自己创业的主战场,他认为这两条线中,前者太散,因为创新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新三板是个最好的入口。
这两人就像寻找拼图的碎片一样,一点点观察政策和市场的变化,夯实心里的判断,直到2013年9月26号,新三板推向全国。刘研一宿没睡,决定大干一场。
刘研1979年生在山东,长在河南,后来到北京求学,言谈举止很朴实,甚至有些农民企业家的气质。“小的时候我想做的事情比较可笑:如果是乱世就做枭雄,像刘邦这样的去打天下;如果是盛世就做国之栋梁安邦定国。后来发现理想难以实现,当然我也发现,抓住经济和金融并不比从政差。”
“天星”这两个字就来自刘研的经历。他从天安门公安分局走出来,刘研希望自己创办的投资机构是一流的,所以天星的口号是“坚持最高标准,打造一流天星”。
刘研和王骏成了伙伴,一方面是志同道合,另一方面是彼此都愿意拼这一把。2013年创业时,有几位好友想要加入,但是不愿意舍弃优越的工作。王骏是山东济南人,身材瘦高,和刘研一样也是学法律出身。他在山西证券直投时就以“疯狂”出名,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做项目,任职半年之后就开始带领比自己职位更高的同事组成团队打攻坚战。他说自己对Title和薪水没什么要求,因为知道自己是早晚要出去做事业的。离职创办天星时,他的Title定格在“投资经理”。
后来,天星资本名声在外,王骏听到别人悄悄在打听“天星是不是有什么深厚背景”。“我和刘研都觉得可笑。最开始我们快愁死了。”
2013年8月,天星投了第一个项目。但那时他们只能拿着项目去募资。LP看到他们在中关村SOHO的办公室惊呆了:加上前台总共只有5个人。有一次,大家去对面楼下的食堂吃饭,负责投资的何沛钊几个人都吃完了,王骏盘里的饭却一口没动,“找钱”这件事让他寝食难安。
2013年8月投资的上海众联当时资产为负,收入只有200万元,天星带着VC甚至天使的心态投了进去。这个项目是王骏自己主导的。当时的LP当中有个人投资者,王骏拿着项目资料去找对方:“从项目本身到新三板,给他们讲得非常透彻。”
但当时敢把钱投进或投向新三板的人很少,王骏和出资人提到新三板,对方总是一副“你难道在侮辱我”的表情。他在山西证券的一位同事从2008年就开始负责新三板挂牌业务,2013年12月23日正好和王骏在上海吃饭,当天新三板宣布扩容。王骏很激动,老同事问王骏:“你觉得新三板未来真的会越来越好么?”
2014年夏天世界杯期间,这位老同事给王骏介绍自己正在做的项目,净利润3000万,成长性一般,正在IPO排队当中。王骏建议它先上新三板,两人争了半天。结果半年后,这个项目又决定挂牌新三板。
王骏苦笑。连一直在做新三板的老同事都不确定新三板的未来,而天星资本押注的时候,做市商制度还没有出来呢。但是他转念一想,90%的人都是等到所有东西都落地的时候才会真正认可这个市场。“现象摆在所有人面前,但是他们都困在细节里面。新三板的政策今天发一个,明天发一个,(他们)纠结在细节里出不来,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性的机会。但是我和刘研把它当做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喜欢透过一连串现象去观察背后的逻辑和本质。”
天星当年找不到钱,也找不到项目,但他们很快想到去和券商进行深度合作。王骏毕竟是券商出身,他分析过创业板对券商的影响:没有创业板,就没有平安、国信、招商这些中小券商的成绩,当年的主板是大型券商的天下,被中金、中信、海通、银河这些大牛瓜分。而创业板的特点是项目小和分散,大的看不上,所以中金这样只做大项目的券商被这波浪潮甩到了后面。
新三板的项目比创业板更分散,而且数量庞大。A股每年IPO数量只有100多个,如今券商们为上万家新三板公司忙得手忙脚乱。
当时券商找不到机构去投资自己的客户,突然半路杀出了一家天星资本,向券商示好紧密战略合作,并且大量投资券商正在做的项目。
天星资本和很多券商建了微信群,高级经理级别以上都与券商大量接触。刘研拿出手机展示:“你看这前面都是天星的人,后面都是券商。券商、律师、会计师三大中介机构里面券商是核心,只要给券商卡住了,所有的通往新三板的企业也就都卡住了。像券商这种项目渠道紧密合作的机构天星还有很多。我们联系企业也是通过券商这个通道。”
这两人不仅找对了方法,还深谙合作之道。在与券商长期建交之后,天星同时大举扩张队伍。“人家热情地给你推荐项目,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去接着,下次人家就不推荐了。”王骏说。
2014年10月27号是个重要的日子。年初指标是一年投资40个项目,到10月底只投资了十几家。何沛钊快急死了,和兄弟们开始疯狂给券商和企业打电话。27号那天,他们立下一个“军令状”,如果当年完不成任务,男生要剃光头,从董事长刘研剃起。
年底,他超额完成了任务。接着,2015年的指标变成了100家,然后又变成了400家。
“刘总是个有胆识的人,”何沛钊说,“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让大家舒服过。能投10个,就要求你投资100个;能募集10亿的基金,就要求你募集到100亿。”而尽管王骏比刘研大一岁,他也承认:“刘研胆比我更大。”
当《创业邦》记者拿着媒体写到的2015年投资400家新三板公司的说法去找这位“可怕”的刘研去求证,后者说,这个数据还太保守,光下半年就要投资400家。“我们对天星的很多规划,不敢一下子给其他同事讲那么透,怕会吓着他们。”
凶猛九鼎 怪客天星
刘研打算把自己对天星勾画的版图憋一段时间再说出来,不过现在这幅图正渐渐展开。
除了8个新三板投资组,天星也在大量投资军工公司,还设立了针对TMT和医疗的专项投资组。当然,标的还是新三板。除此之外,它还在建立一个互联网生态综合金融服务系统,包含商业银行、保险、信托、券商、期货:和北京银行联合发起的银行马上挂牌,发起设立的两家保险公司明年拿到牌照,期货公司即将谈妥,公募基金准备上报。左手是金融全牌照,右手是一大批企业主,刘研说天星会成为一家为这些高净值人群提供B2B服务的“互联网+”创投公司。
这些企业主不仅是天星投资的公司,还有不少LP——为了募资天星找到了很多各地的企业管理培训机构。当然,这也是几亿人民币的基金能在一天之内募完的秘诀。
这和老大哥九鼎登陆新三板时,大家公认的大资管版图不太一样。
九鼎经过了自己的投资周期,也经历了一些坎坷。对比来看,天星很年轻,它80%的项目都是通过“3+1”基金去投资,而且是按照项目来退出,退一个分红一个,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投资项目会在两到三年左右退出。但是关于天星投出项目的未来发展,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去复盘和重审,何沛钊说至少要一年时间。
刘研分析当年创业板给出的机遇,就像整个苹果园的门还没有打开,创业板就像一把金钥匙,让大家进门摘下苹果,很多PE和VC就开始疯狂采摘,其中也包括在当年轰动一时的九鼎。但是创业板的改革是在A股基础上做了一个小手术,不是一个大手术,而新三板没有像创业板那样频繁地开闸关闸。
有时候他自己也会研究:“现在如果再出现一家专门投资新三板的公司,不会有天星的成绩。我们赶上的时代太好了。”
为了不辜负时代以及自己早早入场的绝佳棋局,这两人拼得很彻底。王骏在办公室放了张行军床。他家住西直门,但是早出晚归,2014年陪老婆吃饭不超过5顿。刘研住在东五环,在办公室附近租了个房子,基本上每周回去一次,但是每天都会出现在办公室。天星的其他同事平常和周末加班到凌晨两三点也是常事,江湖上都知道,给天星人发微信,基本都是秒回。
对未来是否预期太过乐观?刘研说,就算没有新三板,投资这些公司也可以IPO,只不过赚得少了。
“我想,天星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也是唯一的事业。”王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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