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经济竞争力跃升全球第九，深圳如何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从风云激荡的1921，到波澜壮阔的2021，百年弹指一挥间。
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一百年，是中国走向繁荣昌盛、创造诸多经济奇迹的一百年。其中，兴办经济特区，更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而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诠释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绝佳样本。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联合国人居署合作研究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20-2021：全球城市价值链——穿透人类文明的时空》显示，深圳在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排名中位列第9名，这是中国城市取得的最好排名，香港、上海和北京则分列第11、12、21名。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深圳如何成为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城市？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又如何在中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进一步起到引领与发挥示范作用？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深圳走过了从贸易立市、工业化，再到布局高科技产业之路，及至抓住金融与互联网的浪潮，每一个时期，转型与创新贯穿始终。
经济特区成立之初，深圳曾经历过“全城做贸易”的发展阶段，凭借着优惠的国家政策，贸易与流通业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主流。
但深圳并未止步于依靠贸易赚“快钱”，在通过转口贸易形成初步繁荣的基础上，深圳迈出了第一次产业转型的步伐，于1985年正式开启工业化之路，吸引外商投资，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电子制造、缝纫纺织、机械等行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凭借着毗邻香港，土地、人工成本低等优势，深圳享受了“三来一补”加工制造的红利。
到1995年前后，深圳对原有的“三来一补”企业进行稳定、提高、升级，譬如污染环境的坚决迁走。另一方面，深圳开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出“三个一”发展理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经济第一增长点，一把手亲自抓。1995年4月，深圳颁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提出了高新技术方面的重点产业、25种重点产品、70个重点项目，指导企业明确发展方向。
而正是经历了“三来一补”阶段的积累，深圳逐渐建立起了大规模生产和装配能力，这为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奠定了基础。
并且，深圳很大程度采取的是产业主动转型而非被动转型的方式，不是等到产业败象已露或衰落已成定局时才谋划转型，而是在该产业仍兴旺时就着手部署升级转型，布局新的替代产业。
到如今，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高达1.86万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1%，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7年居全国城市首位，深圳在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位居第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深圳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到2.8万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约占全球十分之一，占全国五分之一，成为引领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深圳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总结，深圳从初期低层次起步到进入全球分工体系，没偷懒，没耍滑，逐步向上攀登，在40年的时间里，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发达的、高度细分化的、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
建市之初，深圳的大学、科研院所数量都是“零”，科技资源几乎“一穷二白”，在这样的土壤上，深圳为何能够成长为高科技之城？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巡视员陈少兵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深圳的科技创新开创了一个全新模式，即凭借着灵活的体制机制，集中全国的科技资源、科技要素为我所用，让科技成果在这里长成参天大树，爆发出创新的活力。深圳很多企业的基础科学工作是在其他省市发源的，比如第一个适合黄种人的α1b干扰素、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等。
如果说，过去40年里，深圳擅长的是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经历过“拿来主义”的阶段，如今，深圳的创新重点之一在于增强源头创新能力。
深圳正在作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谋划了光明科学城、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国家级重大平台。而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要通过集中建设世界级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开展重大前沿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能力。
截至2020年底，深圳已经拥有各级创新载体2681个，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创新载体124个；普通高等学校达到14所，还有一批新大学正在筹建中，包括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深圳海洋大学、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学院等；在深全职院士也增加到了61人。
深圳科创委主任梁永生向记者表示，应用研究服务支撑产业的发展，而基础研究则能够引领和前瞻部署产业的发展。深圳之前在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满足于此，未来的深圳更需要有可持续发展后劲的支持。
今年3月，科技部正式批复支持广东省和江苏省建设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创新中心由深圳市政府、江苏省政府共同支持建设，设置深圳平台和江苏平台。它将聚焦第三代半导体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应用突破，统筹全国优势力量为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提供源头技术供给，推动我国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创新能力整体跃升。
深圳一位科技系统人士向记者表示，在二代半导体领域中国没有话语权，希望在第三代半导体时代，深圳能够代表中国掌握话语权。
在总结深圳的发展经验时，有学者认为，深圳的崛起得益于其区位优势，毗邻香港；也有学者认为，其得益于政策优势，税收优惠、土地保障等带来巨大红利；还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有为政府加之有效市场。
在诸多经验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深圳在制度、治理体系方面的积极探索。
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李子彬在《我在深圳当市长》一书中称，深圳在诸多领域的改革和探索，都早于全国各大城市一二十年，发挥了改革开放的先行作用。
深圳在全国率先改革审批制度，大幅度精简政府审批事项，建立土地使用权拍卖中心和政府工程招投标制度；大胆探索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制度改革，探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度，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变国企经营机制，做强做大国有企业。
唐杰也向记者表示，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很早就尝试系统化地设计制度。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它有多样化的思想，多样化的讨论，政府的眼界更加开阔，改革开放的意识更浓，在改革的想法之后一定要形成体系，改革体系最后往往是落实为法律。市场的一定是法治的，没有法治就不会有市场。
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
2019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不久后，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曹文炼看来，理解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精神，要结合中央深化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全面改革的决心。
当前，深圳正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这要求深圳将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优势，同时打造与国际高标准规则规制相衔接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模式。
在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三区发展“叠加”的背景下，深圳将继续扮演中国科技创新龙头的角色，再造新时期的华为、腾讯，与此同时，深圳还将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要完成这些使命，深圳仍然需要依靠持续的改革。
（作者：王帆 编辑：林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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