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从国金证券《国际政治深度报告:从政治极化看美国大选》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核心观点
随着“2020年国会山骚乱”“2020和2021年特朗普弹劾案”和“2024年7月特朗普遭枪击事件”的发生,美国的政治极化在不断演进与深化。美国的政治极化在价值观念、经济差距、文化裂痕、党争机制、选举制度等方面有着不同层次的诱因,我们对这些多方面的诱因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分析,揭示了一些长期的内在矛盾。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政治极化下美国大选进行了跟踪与展望,当前哈里斯轻微领先民调,但摇摆州选情仍不明朗。在所有摇摆州中,更多的选民在涉及经济、通胀、移民、警务和犯罪以及国防问题上更信任特朗普,而哈里斯则在医疗保健、堕胎、选举诚信和环境方面更受信任。哈里斯在吸引年轻、女性和黑人等关键选民群体方面拥有优势。另外,美国的政治极化也带来了选民观点的“脆弱性”,这加大了各类意外事件与突发舆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基本内容
美国信条与价值制衡:美国信条是美式认同的核心来源,但也是其政治极化的诱因。一系列价值观念在美国社会松散共存,而多种价值可能存在内在冲突,形成“价值制衡”,引发“认知失调”,也成为美国两党不断争吵,政治极化的诱因。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差距在“控枪与堕胎”“医保与税收”“种族和性别平权”等议题上显现,成为选举必答题。
经济矛盾与文化裂痕:经济矛盾与文化裂痕诱发“左翼仇富,右翼仇外”的民粹叙事。左翼诉诸收入和阶层矛盾,反对资本垄断;右翼高举种族和文化旗帜,抵制“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文化层面上,美国种族矛盾“久病难医”,多数和少数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随着有色人种人口比例的增长,其政治代表性的不足引发不满,而白人群体则担忧前者成为未来的“绝对多数”,双方对立愈发尖锐。
政治权利与选举公平:围绕选举规则和选举公平性缺陷的争论加剧。从选举结果看,过去的三任总统选举中有两位胜选的总统输掉了普选票。各州选民在大选中的投票效力差异巨大,两党大选的选举资源仅倾注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从代表性来看,尽管少数族裔占比逐年上升,但国会议员的种族代表性仍不足以匹配所对应的人口基数。政治资源显著有利于资深议员,政治权力分配不公导致选民代表性鸿沟。基督教徒和犹太族裔在经济能力上的优秀表现也让其在政治舞台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参众两院的规则斗争:“选区重划”“冗长发言”成为两党塑造各自竞争优势的工具。在“席位即权力”的背景下,众议院和参议院成为两党斗争的战场。一方面,众议院选区重划的结果关乎两党长期竞争力和选举基本盘,历次选区重划均牵动两党动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州长、国会议员等各方的政治资源进行博弈,一场为了公平性考虑的制度改革被异化为两党纯粹为争夺席位而开展的“拉锯战”。另一方面,围绕“让法案通过”和“阻止法案通过”,两党把参议院议事规则的运用变成了一场场政治游戏,例如把议案作为不相关的修正案加入其他议案、利用规则把议案绕开委员会直接进入院会、以“冗长发言”实质改变法案通过所需的票数。
价值认同与制度失望:美国信条仍然得到选民高度认同,但对联邦政府却信心低迷。选民的价值认同一是源自对美国制度设计背后的民主原则的高度认同,二是基于美国光辉历史衍生出的对其制度修复力的积极评价。而与此相对,民众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和公共机构的信心却持续低迷。民众对“现行制度”的失望和对“美式民主”的自豪并行,导致任何政治制度改革都寸步难行。螺旋上升的循环往复破坏了美国政治体系赖以成立的基本合法性,带来选举公信力的下降和暴力事件的频发。任何民主党尝试的制度修正都会被共和党反对,而反之亦然。
政治极化下美国大选:更脆弱的选民或让突发舆论等临时因素主导选举,结果更难预测。一方面,民众因政治极化而变得在观点上更脆弱,体现为对“意外事件”的敏感性上升而对“政策偏好”的稳定性下降。希拉里因大选前爆出“邮件门”而在全国民调领先百分之三的情况下败于特朗普,世界轨迹也因而改写。而本届美国大选显示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差距并不明显,后续任何意外事件的发生或许都能直接改变那关键的几个百分点,从而让此前的民调失去指引意义。另一方面,民众因政治极化而变得在观点上更极端。从“占领国会山”到“特朗普枪击案”,大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越来越多的被质疑,而这种质疑越来越多开始以暴力形式呈现。2020年选举的合法性受到特朗普支持者的首次质疑,2024年的选举结果能否得到普遍承认,其顺利和颠簸也或许都会影响后续的美国政治与政策方向。
风险提示
1)本文更多侧重于分析美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而美国政治制度的修复力和其他优点介绍不足;2)美国政策变化超预期:美国大选周期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对经济、制度和社会基本面的分析可能部分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