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后,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完成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中国商业航天由此跨过了一道关键门槛。但比“回收成功”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枚火箭下一次何时再飞,翻修需要多久,复用多少次后才能真正摊薄成本?
这正是2026年商业航天的“大考”。过去,市场关注的是火箭能不能飞、卫星能不能造;随着低轨星座进入密集组网期,产业矛盾已转向能否以足够低的成本、足够高的频率,把批量生产的卫星持续送入轨道。可回收火箭若能从技术验证走向常态化复用,卫星制造才可能从“有产能”进入“满产能”,商业航天也才有机会形成从火箭、卫星到运营服务的正向循环。
回收只是起点:商业航天转向成本竞争
长征十号乙是一款5米直径、两级串联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根据官方披露,其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16吨,可服务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和大型商业卫星发射。与传统一次性火箭相比,可重复使用火箭通过回收箭体和发动机,理论上能够分摊制造成本,缩短任务间隔,提高年度发射次数。
但“能够回收”与“能够低成本复用”之间仍隔着完整的工程验证。火箭返回后,需要检查发动机、贮箱、热防护和结构件的损伤情况;如果每次都要进行长时间拆解和大规模更换,复用的经济性便会被翻修成本抵消。真正决定单位发射成本的,不只是回收动作本身,还包括回收成功率、单枚火箭复用次数、周转周期、运载能力损失以及发射场保障效率。
产业评价体系也将随之改变。一次首飞成功能够带来技术催化,连续多次回收和复飞才意味着商业模式成立。2026年之后,火箭企业需要回答的已不再是“有没有可回收型号”,而是年度能飞多少次、单公斤入轨价格能降多少、发射排期是否稳定,以及能否用足整流罩内的载荷空间。
发射场正在同步为高频发射做准备。央视报道显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已建成两个发射工位,单工位年设计发射能力为16次,其中二号工位可兼容9家企业的十余型火箭,3号、4号工位也在建设。发射台修复时间已由设计的7天压缩至最快3天。火箭可回收解决的是运载工具的重复使用,通用发射工位和快速测发解决的则是“港口吞吐量”,两者缺一不可。
2026年4月发布的《商业航天标准体系(1.0版)》进一步补齐制度基础。该体系围绕“箭星场用治”,设置6个一级分支、32个二级分支和100个三级分支,规划标准项目千余项。统一接口、测试、测运控和安全标准,有助于降低不同火箭、卫星与发射场之间的适配成本,也是商业航天从单个项目走向规模工业的前提。
星座加速组网:卫星工厂等待运力释放
可回收火箭受到关注,根本原因是低轨卫星互联网对运力的需求正在快速上升。低轨卫星通常运行在距地面约300公里至2000公里的轨道,可被理解为空中的通信基站。单颗卫星覆盖范围和寿命有限,要提供连续、稳定的宽带服务,必须依靠数百乃至数千颗卫星组网。
千帆星座已进入规模化部署阶段。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7月披露,截至当时,千帆星座在轨卫星达到238颗,2026年计划累计增至324颗,并争取实现全球关键区域的基础覆盖和初步商业服务能力。星座已采用“一箭18星”“一箭20星”的高密度发射模式,实测下行峰值速率达到500Mbps、上行峰值速率达到100Mbps,平均端到端时延约50毫秒。
这组数字揭示了当前产业链的错位:卫星制造的产能正在形成,但发射运力仍是影响组网节奏的关键变量。上海松江格思航天的数字工厂设计年产能为300颗,平均约1至1.5天可下线一颗卫星;其第二工厂建成后,规划产能将提升至每年600颗。银河航天南通卫星智慧工厂则已具备“3天一个生产节拍、5天下线两颗卫星”的总装测试能力。
卫星正在从少量定制的“工艺品”变成流水线上的工业品。平板式构型可以像书本一样堆叠,提高一箭多星的装载效率;脉动式生产线、自动物流和数字化测试则缩短制造周期。但设计产能并不等于实际交付量。如果火箭班次不足或发射计划波动,卫星将面临库存、资金占用和技术迭代风险;如果可回收火箭带来高频、稳定且价格可预期的发射服务,卫星工厂才有条件提高产能利用率,上游芯片、相控阵天线、太阳能电池片和姿轨控部件也将获得连续订单。
因此,可回收火箭对卫星量产的作用并非简单“降低一次发射价格”,而是改变整个产业链的生产函数。稳定的航班表可以让卫星企业按批次采购、排产和测试,推动零部件标准化,并通过规模效应继续降低整星成本。火箭降本促进组网,组网需求抬高发射频次,发射频次又反过来摊薄火箭制造与发射场成本,这才是商业航天真正需要形成的飞轮。
从造星到用星:利润仍要等待商业闭环
二级市场对商业航天的映射,已从单纯的火箭材料扩展至卫星制造、星载芯片、地面终端和运营服务。中国卫星(600118.SH)是小卫星研制与卫星应用的重要平台,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61.03亿元,同比增长18.35%,归母净利润3555.67万元,同比增长27.38%。但其毛利率为8.23%,同比下降2.88个百分点,原因之一正是交付增量中毛利率较低的商业航天产品占比提升。
这说明量产并不必然等于高利润。卫星从科研定制走向批量制造后,单价下降、标准化采购和成本竞争可能压低制造环节毛利率。航天电子(600879.SH)2025年航天配套产品收入为92.7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66.68%;铖昌科技(001270.SZ)2025年营业收入4.05亿元,同比增长91.28%,其相控阵T/R芯片受益于星载通信需求。不过,产业链企业最终能获得多大弹性,仍取决于实际配套份额、交付进度、产品价格和回款周期,而不是星座规划的卫星总数。
更关键的是,造出来、发上去之后,卫星还要产生收入。千帆星座正在测试交通运输、应急防灾、能源电力、农业、矿业和个人通信等场景,并于6月完成普通5G手机直连卫星语音与视频通话验证。只有用户数量、终端成本、带宽利用率和服务收费能够覆盖星座建设、补网与运营支出,卫星互联网才能从资本开支周期进入现金流周期。
2026年的商业航天因而不是一场单点技术竞赛,而是一场“箭—星—场—网—用”的系统性大考。长征十号乙完成回收,证明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实现了从0到1;接下来更难的是从1到N:完成复飞、提高可靠性、缩短周转周期,并形成常态化发射价格。
可回收火箭有望打开卫星量产周期,但它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短期最先受益的是拥有确定配套份额、能够跟随发射批次连续交付的卫星及核心部件企业;中长期价值则取决于星座运营商能否建立可持续的付费场景。商业航天正从“发射成功”走向“单位经济性成立”,真正的产业拐点,不是火箭第一次回来,而是它能够低成本地一次次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