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明年部分周期性力量或现拐点

（原标题：刘元春：明年部分周期性力量或现拐点）

编者按：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明年经济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为准确把握政策精髓，更好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名家看经济”栏目，约请部分业内知名专家学者，建言经济焦点和难点问题，敬请垂注。

2019年中国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运行态势，主要经济指标表现符合预期，如何看待明年经济？日前，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刘元春教授。

刘元春认为，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在“六稳”政策的作用下显示出强大力量，保障了中国经济在预期、可控的区间运行。经济潜在增速下滑是导致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核心原因之一。展望明年，下行的趋势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将持续发力，导致2020年经济潜在增速进一步回落。部分周期性力量的反转以及中国制度红利的持续改善将是2020年最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变化。

2020年周期性力量将出现拐点

证券时报记者：不久前您提出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在延续2019年基本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出现重大变化。在您看来，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模式是什么？您认为2020年将出现的重大变化是什么？

刘元春：在多重因素共同的作用下，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加大，经济结构分化明显。但中国宏观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在“六稳”政策的作用下显示出强大力量，保障了中国宏观经济在预期、可控的区间运行。展望明年，下行的趋势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将持续发力，导致2020年经济潜在增速进一步回落。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2019年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的很多周期性力量将在2020年开始出现拐点性变化，随着制度红利全面上扬，金融风险趋于收敛、企业库存周期触底反弹等一些积极因素的巩固和培育，宏观经济下行将有所缓和，预计下行幅度将较2019年明显收窄。其中，部分周期性力量的反转以及中国制度红利的持续改善将是2020年最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新变化。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明年能够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积极因素有哪些？

刘元春：一是中国制度红利将全面上扬，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将明显改善；二是随着金融风险趋于收敛，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金融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三是企业库存周期触底反弹，前期过度去库存为2020年企业补库存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四是对中 美贸易 冲突的恐慌期已经过去，适应性调整基本到位，企业信心将得到明显回归；五是为应对外部冲击而启动的各类战略举措将有效提升相应部门的有效需求，特别是在关键技术、科技研发体系、国产替代、重要设备等方面启动的战略举措将产生很好的拉动效应；六是随着全球汽车周期的反转，中国汽车市场可能企稳；七是猪周期反转，猪肉供求常态化，猪肉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将为宏观政策提供空间，改善民众的消费预期；八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持续上升以及民营企业家预期改善的作用下，民营投资将在2020年摆脱底部徘徊的困局；九是2020年的政策红利将大于前几个年份；十是中国庞大的市场、多元化出口路径、齐全的产业、雄厚的人力资源、开始普及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竞争、强大的政府及其控制能力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弹性将在2020年进一步强化。

我们通过测算发现，近两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由负转正，且正处在逐步回升的阶段，说明过去一段时期的改革调整开始释放制度红利。如果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2020年起抓紧部署和落实新一轮改革方案，将会加快培育和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包括从所有制、分配制度和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方位推进市场化、国际化、高标准的制度化开放，以及细化和落实对非公经济和非公经济人士的保护。

不过，在影响我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四大趋势性力量中，目前除了制度性因素见底回升并带来TFP改善，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以及人口红利都在下行甚至有所加速。经济潜在增速下滑是导致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核心原因之一。

结构分化值得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年中和年末的活动上，您都强调了新动能增速明显下滑的现象。能否描述一下您的团队观察到的问题？

刘元春：从近三年发展趋势来看，新动能增长速度已经出现明显下滑，并且下滑幅度比传统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要快，已经与传统经济的增速基本接近。

具体表现为：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从2017年的11%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6.7%，下滑了4.3个百分点，而同期传统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了0.4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比全部工业增速仅高0.2个百分点。高新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2017年的13.4%下降到2019年一季度的7.8%，下降了5.6个百分点，战略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从17.3%下降到13%，下降了4.3个百分点。高技术投资从2017年的15.9%下降到2019年一季度的11.4%，下降4.5个百分点，而所有行业同时期投资增速仅下滑了1.1个百分点。全年网上零售增速从2017年的32.2%下降到2019年1~5月的17.8%，下降了14.4个百分点，而同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了2个百分点。

从总体产业结构调整看，2019年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延续了过去的调整趋势，但是调整动态出现放缓甚至是逆转的迹象。在经济增速总体下滑的同时，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增速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

此外，结构优化调整的动态也出现了逆转迹象，制造业整体以及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与服务业投资增速提升形成鲜明对比，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动能的增速出现更大幅度下滑。

导致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我们分析认为有：扶持政策的陆续退出、产业周期的调整、区域与行业分化、贸易 摩擦以及内外需求下滑等。中国新动能增速的放缓在2019年下半年加速，加剧了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新旧动能转换步入艰难期。

其实不仅是结构升级动态出现放缓迹象，当前经济结构分化现象还表现为：国民储蓄流向的结构分化、区域经济分化格局进一步加大、工业与服务业分化达到新高度等。

证券时报记者：趋势性因素叠加结构性因素，才有了您提出的国内经济改革进入攻坚期的结论。请问您认为明年逆周期调节的重点是什么？

刘元春：中国经济趋势性力量当前并没有步入新的平台期，依然处于回落阶段，经济增速换挡的强化依然是今明两年结构调整攻坚期的特征之一。今明两年的短周期定位总体处于下行状态，防止周期效应叠加是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点。

六大政策建议直击

宏观政策着力点

证券时报记者：请您谈谈对于2020年宏观政策着力点的建议？

刘元春：结合我国宏观运行所处阶段特征，我有六点建议：

一是强化底线意识，以底线思维制定和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加强巩固和培育积极因素，并对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点保持高度关注和采取前瞻性的应对举措。

二是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在内需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和结构分化达到新的临界值的背景下，必须借助于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

三是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开启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梳理各类问题的边界，区分短期波动问题与中长期增长问题之间的差别，区分外部冲击与内部冲击之间的差别，分类使用需求管理政策、结构性调整政策以及基础改革政策。明确改革的核心是要建立各类改革主体愿意改革、能够改革的激励相容的改革动力体系。

四是对新形势下稳健货币政策的框架进行全面重构。将预期管理作为货币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稳健货币政策的工具箱和传导渠道需要重塑。逆周期宏观审慎需要适应结构调整攻坚期要求，加强政策协同配合，避免产生新扭曲。

五是财政政策要精准，在更加积极的同时提高针对性，在时间窗口关闭前，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加强精准度地稳内需。除继续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的政策外，进一步提高企业先进生产设备减税抵扣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力度，调动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明确财政纪律和市场规则，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进行基建投资和公共事业投资的积极性。关注局部区域财政收入问题，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突变带来的各种民生问题。减税降费从生产端向消费端和收入分配改革过渡，调动居民消费积极性。

六是“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必须做出大幅度的调整，启动投资新举措需要有系统方案。必须认识到实体投资回报率过低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现象，更重要的是源自系列重大改革的缺位，启动民间资本的系统方案必须包含大量基础性的、中期导向的重大改革。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性企业投资需求的资金可获得性仍是投资启动的重要工作。短期来看，国家依然需要准备一些投资项目包，以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下滑，2020年保持政府性投资增速和房地产增速的相对稳定依然较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