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仁健履新中农办 力推农业供给侧改革

7月21日，刚刚履新中财办副主任、中农办主任的唐仁健，来到了四川调研乡村旅游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7月21日，刚刚履新中财办副主任、中农办主任的唐仁健，来到了四川调研乡村旅游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在四川泸州泸县龙桥文化生态园，七月天气稍显炎热，泸州市委农村工作委员的相关人士见到了唐仁健—他全身从上到下，衣着一身黑色，神情严肃。回忆起唐仁健调研时候的情景，陪同调研的相关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唐仁健)整个调研的过程里，他基本都没有提问，一路上主要就是边听边看。”

上述泸州市委农村工作委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次(唐仁健)来这边调研，主要是研究乡村旅游发展，以及涉农重要改革的。”

调研结束后，唐仁健强调说：“要大力推动乡村旅游、有机农业等高附加值领域的发展，同时依靠创新驱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他继7月初首次以新身份在山东调研后，第二次前往离京调研农业发展。在山东，他多次强调“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2006年，44岁的唐仁健成为中财办副主任，随后兼任中农办副主任；2014年，他“空降”广西，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今年7月，他回归中财办出任副主任，并接替退休的陈锡文出任中农办主任。

目前摆在唐仁健面前的任务并不简单。根据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如何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成为了今年农业发展的重点任务。7月15日，前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发言称“促进农民增收是下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现在的农业供给侧改革，需要领导人的改革魄力。很多地方农业改革的思想依旧没有解放，这要让地方农业发展意识到，必须要让市场这个主体来说话。”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农民增收的问题将一直是未来几年内农村管理者管理的问题：“但要实现农民增收，就要立足于土地，完善土地流转的同时，加快城镇化进程，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渠道。”

曾是一号文件起草者

在外界的描述中，唐仁健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1983年，21岁的唐仁健毕业于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并在原农牧渔业部(现农业部)政策法规司任科员，开始了他的农业之路。

1994年，唐仁健出任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几乎与此同时，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的陈锡文，被借调到刚刚成立2年的中农办，助力农村改革。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被刚刚提出，城市快速发展，城乡差距加大，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农民工成为了那个年代新兴的词汇。

1998年，唐仁健的履历表发生了第一次重大转折—他从农业部被调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财办)。此后，唐仁健历任中财办农村组助理巡视员、中财办农村组组长，直至2006年升任中财办副主任、中农办副主任以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

唐仁健调往中财办、中农办的同时，他身上的学者气息也越来越浓厚。1998年，他首先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学习，并拿到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他还担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改革》《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等报刊发表文章近100篇。

与在农业部任职不同，中财办更靠近中央的权力枢纽。2000年前后的中财办，并不像今天这般在台前“活跃”。它的人事信息，并不对外发布公告，有关于它的活动，亦较少出现在报纸和电视画面。中财办原主任李智盛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它有三项任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家重大的经济问题提出决策性的建议，三是组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2004年1月，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个一号文件就是由唐仁健和现任中财办、中农办的副主任韩俊一块参与起草的。唐仁健还曾透露一个细节：起草文件前，唐仁健去了湖南洞庭湖调研，一个农民告诉他“现在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因为农产品太多，卖不掉”。这给调研的起草小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2006年1月1日，我国正式全面取消农业税。此前，唐仁健还专门著书《“皇粮国税”的终结》，推进取消农业税。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到唐仁健“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国家实施这一重大改革举措的过程中，他既是参与有关决策的政策咨询者，又是对农村税费制度的历史、现状和前瞻做潜心研究的思考者”。

在广西狠抓特色农业

此后，截至2014年前的近十年间，唐仁健一直在中财办、中农办深耕农业领域，见证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成绩。

一方面，截至2014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288.2亿斤，实现“十一连增”。另一方面，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十八大报告指出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依然有7000万贫困人口，集中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农村改革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竹立家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农村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农业投入的资金不多，第二是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第三就是农业效率不高。“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提高效率。但正是因为前两个原因的掣肘，单纯靠技术投入，很难提高农业的效率。”竹立家说。

十八大之后，唐仁健的履历迎来了第二次重大转折，2014年4月，他“空降”广西。而伴随唐仁健的外调，2014年10月，韩俊增补为中财办的副主任，他与陈锡文保持了中财办领导班子的“三农”领域二人组的格局。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作为东盟“桥头堡”的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近年来一直与中央财经部委的官员保持着交流互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和穆虹都曾在广西任职。

外调广西的两年时间里，唐仁健的工作依然和农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梳理唐在广西的足迹，扶贫、生态旅游和耕地等关于农业的方方面面，他都作过调研。广西是一个物种资源丰富、特色作物产业优势明显的省份，而建设特色农业，则成为唐仁健的工作重心之一。

唐仁健履职广西后的同一个月，广西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就作出“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的重大决策。2014年7月唐仁健考察广西钦州时，表示要“把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作为大战略工程来抓。”据时代周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仅仅2014年11月，唐仁健就去了桂林市灵川县、南宁市和贺州市等地做实地考察抓特色农业示范区的建设。

目前，广西已经创建11个市级以上的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在历次考察中，唐仁健曾提到希望“通过大力推进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建设，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广西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广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的7565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9468元。

竹立家分析认为，虽然我们土地产出可能不如欧美发达国家，但是中国农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农产品的多元化，应该发挥这个优势。

问计农业供给侧改革

回顾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从“十一连增”变成了“十二连增”。可同时中国农业却出现粮食的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现象，引起了业内的反思。尤其是中国的玉米，2015年库存达到2.5亿吨，玉米收购价格比2014年下降了10%，一时间谷贱农伤。

原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对此评价为中国粮食品种的供给侧存在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必须考虑“怎么生产更符合需求的、有生产效率的产品”。农业供给侧改革被写进了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成为了今年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2016年3月24日，在今年全国两会刚刚结束之际，唐仁健就主持了广西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讲座。网上关于唐仁健在广西工作的最后一条新闻是，4月29日唐仁健在广西宜州考察产业扶贫、旅游扶贫。

两个月以后，在广西历练近两年的唐仁健，再次回到了农口，并成为了中农办的一把手。

根据山东潍坊市寒亭区政府官网消息，7月7日上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唐仁健在副省长赵润田的陪同下来到寒亭区中百大厨房和中国食品谷调研。这也是唐仁健首次以新身份亮相。

现年66岁的前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透露自己“年龄过了，这边行政职务都退了”。目前，陈锡文已转岗到全国政协工作。唐仁健此番履新，补齐了陈锡文留下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三个位置的空缺。7月21日，时代周报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官网看到，唐仁健因工作变动已经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

早在今年1月底，中农办副主任韩俊就解读过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他指出农业供给侧核心就是“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他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要围绕“调结构、提品质、促融合、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六个方面来进行。

其中，促融合的含义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的休闲旅游融合起来，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刚刚履新不到一个月的唐仁健，马不停蹄地调研了山东和四川两地。这两次调研也都紧扣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题。本文开头中的泸县龙桥文化生态园就是当地有名的一个旅游景点。这显然是农业供给侧改革中的“促融合”。

唐仁健的调研，还带着些许他在广西履职时候的工作痕迹。在四川调研时，他考察了当地特色农业(川茶种植)的情况。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院储殷在今年7月份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四川的特色农业，尤其是大中城市周围的郊区农业相当发达。储殷表示，今年7月中财办主任刘鹤调研四川可能就是想为全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经。

除了供给侧改革，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直也是一个广受学界讨论的话题。7月28日 ，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所演讲时，党国英就指出传统的土地制度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缺陷，使得大量的农民丧失了土地。唐仁健和韩俊在起草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时，讨论的一个焦点便是关于征地补偿的变动。

竹立家认为当下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土地流转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现在我们相关的法规比较缺失，土地流转的市场也并不发达。土地所有制度又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就是要完善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让农民手里空余的土地转起来。”

党国英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都在搞美丽乡村建设，但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完善好，农民哪里会用心搞农村建设呢？”

2007年，唐仁健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上写的《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及若干政策取向》中提到：“不要一说发展就是要占地甚至是多占地的发展。但是长期低价、想征就征、公益性和经营性不分，这种征地制度我想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什么时候能推进一步，什么时候能走到哪一步，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