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前副主席：不能怪散户不成熟 机构炒股都像散户

现在的股民大部分都不是头一代的股民了，你要说还不成熟我觉得这不对的，因为所有的市场大家的生命周期是差不多的，那么重要的是在于你这个管理方式，如果使人觉得用散户的方式做更合理的话，大家就会用这种方式，那么大家看到过，我们股市也是有很多机构，可是你看这机构的行为模式，也类似散户的炒股。

当地时间11月8-10日，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合作会议在伦敦举行，来自亚、欧两大洲22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政、商、学界领袖出席。证监会前副主席高西庆接受了凤凰网专访。

中国监管市场不需要超级机构

凤凰网：针对目前中国股市出现的问题，现在分析说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一种是美国式的多头监管，以央行为主；一种是英国式的，设立一个超级机构来管，您怎么看？

高西庆：当时我们说央行去管这个证券市场是不合适，那是1988年，1989年的时候，你这状况来说应该合起来，屁股决定脑袋，你们做的证监会就说那一套，我说真的不适合，这是因为这个整个市场的形势，金融系统的这个模式开始转变，那么现在也可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你会发现金融系统的发展已经跟当年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有一些地方你如果不用更加集中一点的，能够更加协调的好的管理的话呢，你的系统就不大好做了，这一点呢在这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大家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英国人就把他们的一些软件研发起来，因为分业的概念本来从英国过来的。那么英国人就搞FSA(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统一的来管，那么我在中银的时候其实就受到蒙哥管制，我得经常会跑到这边来拜他们，他们有时候会跑到香港去找我们的茬，这个我觉得各有利弊，必须跟每一个国家的特定的这个情况来结合起来看。

在中国目前来看，我觉得分业，分业的管理在根儿上来讲，仍然是必要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是从上到下允许发展的，而不是像西方是从下到上逐渐起来之后充分提，政府才来管制，这个在文化上有非常根本的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再搞一个超级机构来管所有的的事情的话呢，我担心它所产生的官僚，产生的对于市场的阻碍可能大于它对于就是统一监管这方面产生的好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分业上来管，防火墙要有的，让中国人在心底里建立这么一种强烈的各个领域之间的这种防火墙的概念之后，再去统一的管理。

那么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各个监管机构的之间的更进一步协调，目前我们看到这次大的这个，这个市场的事情出现了之后，很多人互相抱怨，各个机构之间抱怨说，这是你的事，这是我的事，大家都有意见，其实这个呢就说明我们在上面可能缺少一个协调的一个机制。当然这个机制不一定是一个有更大权利的机构，我不觉得这市场需要更大权利的机构，但是需要一个更专业的能够协调的这么一个人或者那么一件事，它来把这个事情统一起来，就是说所有的空档都应该管住，这要用专业的方式来管理，而不是用官僚本身的既得利益的方式来管理。

市场监管存在法律漏洞

凤凰网：您怎么看高频交易这事？

高西庆：是，这个不用怀疑的事，就是说高频交易本身这个事只是个技术的事，那么技术上你原来中国的证券法里和你后来所允许外国的这个机构进来中国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条款上面说，不允许高频交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市场的情况下来说，咱们现在不叫负面清单嘛，你没有说不可以做的事本来大家都做。那么高频交易从道理上讲，中国的监管人员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本来是存在的，你所允许进入中国的这些机构，它做这个事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这个我就说，这个中间肯定有点监管空档，就是我们没有充分的了解说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如果发生我们怎么办，你那个管理的这些条款这些机制上，没有更细的来说这个问题，所以出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也不奇怪，这样的事情出现了，我们想办法对付它，但是你不能现在说，原来没有说不可以做，现在我说不可以做，那你原来做的事就不可以做，这个呢在法律上来说是有点问题的。

凤凰网：但当我在采访一些嘉宾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国外投资者无法直接在A股上去兴风作浪，他们的体量无法影响到整个股市的跌荡。

高西庆：对，这个从表面看确实是这样，就是说QDII允许的所有的额度加起来也就三四百亿美元，那么中国整个市场当时的市盈率，就整个这个市值是60万亿人民币，那么这个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你怎么可能这么一点钱能够起那么大作用呢。可是人们仍然认为它起了作用，那么就是说有内外勾结，如果有内外勾结而这种勾结违反了我们法律，当然应该抓起来当然应该去管它，但是如果是由于你本来监管上没有清楚地界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得想办法，你补起这个洞来，你不能说由于你以前做了一个事，现在我认为是不合法的，现在就是说这个法律不可追溯，这一点呢是从大概八百年前在整个这个世界上就逐渐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所谓法制社会概念。就是你不能把今天的不合法的概念去追究以前的事情，对。

是否暴力救市有待量化研究 不能一概而论

凤凰网：这是不是所谓的暴力救市？

高西庆：不能这么说，我这么讲，我说这个救市的这个问题呢，世界上发生很多，尤其你看2008年美国人救市力度你要把它说成暴力，其实我觉得也不为过。说老实话，因为这个我非常深入的介入这一点，我们当时正在跟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在谈判，那几天我天天觉都没得睡，看到了最后美国政府方面用非常非常强力的手段，逼着金融机构去做了一些特定的事情，这个有很多故事，将来你可能都会站出来，现在当然不好说，就像我原来举例说，你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站在楼梯上你说哪个人哪一拳打得对，哪个人哪一拳打得不对，这已经没有意义了，意义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你过了这件事之后，你应该复盘研究一下以前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你现在看到这些事情你觉得不应该，那么你就说下一次我们怎么做，让不应该的事不出现，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说所谓暴力就是只是说，政府在方式上，有些东西可能你回头来看，或者现在大家直观的来看，你觉得有些地方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办。但不能这样看，因为回头来看每个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总是很聪明的。

我觉得重要的是，应该有一个专业的独立的中立的一个机构，而不是说在这个市场上，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有人说他要说的不好了他就有责任，或者好了他有责任，你不用这样的人来研究，你要用一些中立的人，学术上面的人来研究这个事情，这个在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先例。每一次发生大的金融危机，上百年来，都有一些机构专门研究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继续赶快做这么样一件事情，研究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你把这个事情量化起来，来看看哪一步走得对，哪一步走得不对。

然后，其实从另一点讲，我说应该建立特定的一些市场底线，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在这时候你说完全靠市场已经不行了，市场有所不够，那么你说哪一些底线是可以突破的，比如说政府原来说，政府不进入股市，那么现在这一次发现这么大的问题，全面恐慌的时候，政府要为特定事情进入，进入也有进入的办法，而且以前进过几次都有办法，我个人也有，有过这种经验，我也知道是怎么做的，这一次做的比以前的方式更强烈很多，到底对还是不对？这个事情应该研究应该量化的来处理。

千股停牌不正常 证监会有责任去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凤凰网：有外媒报道，可能不一定确切，您听听看，说中国证监会前官员高西庆表示，中国政府政策助涨了股价的飙升，对导致市值不到一个月内蒸发4万亿美元的股市重挫响应措施存在不当之处，说政府不应该允许股票停牌，那么以前您在一个美国的会议上是不是也提到说，政府不应该允许股票停牌。

高西庆：这些话我其实说过，但是它还是断章取义了。说的所谓当还是不当的问题时，我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证监会的官员，我是用“如果”这词。我说如果证监会的高层官员出来跟市场说，这个市场没问题，已经是慢牛，国家牛市可以逐渐往上涨，它如果说这个话的话，就是会让老百姓觉得，连证监会的官员都认为这个市场会牛市上去，我们近期一定没问题，而且实际上在当时我听很多人，这个包括我们家的钟点工都告诉我说，政府觉得说市场没问题，我们还不进呢，所以我说如果你也这么看的话，这个市场真的有问题了，恰恰就在那两天，就是在救市大概就是出现大恐慌的前一两天，我在跟我们的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说起这个，我说人家原来讲过，说是如果连台湾人讲说，隔壁卖大饼的阿婆都要进入股市的话，我们就得逃了，我就拿这个举例子，我说你看连我们家的钟点工都要说，政府说的没有问题，我们都快进去，我说真的该逃了，说过这话第二天，股市就大跌了，当然这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这是个一般大家认识，大家都知道的。

当年上海交易所就说，交易所门前看自行车的那个老头，只有他对事情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一点，他就看所有的人什么人中午来吃饭，怎么样弄，就说明这市场总体来说大家都往上看往下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比这个清楚，而且政府呢尤其因为咱们的政府全能政府，可是证监会不是全能证监会，我们得弄清楚这一点，国务院做什么事和证监会做什么事是不一样的，要清楚，所以证监会的官员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我一直说这话，证监会所应该有的权利只有一个，就是抓坏人，保护市场，允许它有秩序的发展，健康的发展。而不是说，来管这个股市上升多少点下降多少点，当年我在证监会的时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市场宣布，证监会不以股市点数的上下来作为判断自己业绩的标准，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至于这点触到谁的踩到谁的脚了，这个不是我说的话，所以不能说我批评政府，我没有批评政府。

高西庆：然后第二点就说到，你说的政府应该不要允许股票停牌。我举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不是一般的说股票停牌的问题，我是说当时股市出现了问题之后，一天之内有上千家公司说，我要停牌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说明一定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时候证监会应该非常小心才行。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但也许是官员觉得反正市场掉得很低了，谁说停牌就停牌，可是问题你要既然这样的方式去允许的话，我刚才说了证监会一个职责，就是抓坏人和维持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那你如果没有了市场了你还维持什么运行，那么当时市场上一半以上的公司说，找了一个理由，因为都有理，他就说说我们的老板怎么着了，后来说老板生孩子去了，用这样的理由来说我要停牌。那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就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企业自己要去停牌是可以的，你得说出正当理由来，向市场公布，你不能没有理由的。

如果能够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允许八百家一千家公司停牌，这说明很大问题，证监会应该去了解发生什么事，而不是说停就停吧，我觉得从这一点说，不该随便允许停牌。结果人家马上说高西庆说了，不该停牌，永远得开着，这个就是断章取义。

凤凰网：这应该是裁判，裁判在那儿得吹哨了不是。

高西庆：对对对。

不能说中国散户不成熟 现在管理模式下机构炒股都像散户

凤凰网：本周证监会宣布要重启IPO，是不是说明这个救市行为已结束，然后国家队要退出了？

高西庆：就是我把它看作一个点，所以当时那一点时间过去，至于后来这一点过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要政府监管部门要做很多事的，1998年香港股市发生大跌的时候，香港也救市，也用了很强烈的手段。当初我也在香港，所以我对这个中间状况非常了解。那么过后，马上就复牌马上就考虑这些事情，香港政府出了一个招，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零负基金，然后由香港所有的老百姓平均持有这个利益，结果把这个事情一下就抹下去了，我们可以参考这种办法，不是说它的办法最好，但是至少它这个办法让人感觉到，这里没有某一个政府部门，或者某一个利益集团具有比别人更多的利益，这样的话呢老百姓才会觉得这个市场还是可以进的。如果你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我先搁着吧，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堰塞湖，当时拿出来了，我不知道多少钱各种说法都有对吧，这个你们可以猜测，听说了好几个大的数字。

那么有这么多的钱，在市场里把股票拿进来，放在这时候基本上都在政府手里，放在那儿人再悬空搁在那儿，那你总得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我准备怎么解决，你用零负基金的方式大家觉得一下就分散了这种压力，那你要用别的什么方式也可以，你得说出来，可是你不吭声你说我要开别的，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得结合起来做。

凤凰网：像现在这么多的，虽然股市规模不是很大，A股的，但是这个散户很多，就是还是一个投机导向的这样一个股市，而不是说像国外的这种长期。

高西庆：这个已经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国股市的散户一直是占多数的，这一点和我们整个的治理方式有关，你不能说，因为都说中国人，投资者不成熟，我说这个说的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股市都二三十年了，已经过了一代多人，现在的股民大部分都不是头一代的股民了，你要说还不成熟我觉得这不对的，因为所有的市场大家的生命周期是差不多的，那么重要的是在于你这个管理方式，如果使人觉得用散户的方式做更合理的话，大家就会用这种方式，那么大家看到过，我们股市也是有很多机构，可是你看这机构的行为模式，也类似散户的炒股，为什么是这样，这和人们对于市场的预期是直接相关的，刚才最后一个问题咱们在讲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不同的看法就是在于这一点，就是说你这个管理上，有了问题的话大家对你的预期不一样的话，那机构就变成散户了，机构用散户的方式来运作，所以呢这种情况当然散户就要进去了。再加上中国本来就好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更理性的办法来琢磨好。

也许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股市上散户的比例仍然大大高于西方，这个我觉得有可能的，这一点不重要，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它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它是用更合理的方式来看市场，还是用赌一把就跑的方式。

凤凰网：所以还是一个信任度的问题，是不是？

高西庆：对市场的信任度，对于底线的信任度，对于维持基本原则的信任度，对于政府是否可预测的信任度。

凤凰网：回到救市这个话题，如果给打个分，您会打多少分？

高西庆：我自己心里肯定有分，但是我不能说的。

国企改革可以借鉴淡马锡模式

凤凰网：那我们换个话题，国企改革是现在很热门了，我们说说国企，有的学者提倡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今天我碰到了那个吴先生，但是他没有接受采访，我想问他的是说，把这个政府限定在股东的角色，然后把日常经营交给国有控股的公司，当然就是这个体量比较小，和新加坡不同，中国体量这么大，是不是不能适用这个，它的这个数据是这样，淡马锡2013年营业收入是1万亿人民币，而我国央企地方国企加起来营业收入大概有40亿到50万亿，相当于40到50个淡马锡，所以说单个企业上就是。

高西庆：这个偷换概念。

凤凰网：偷换概念？

高西庆：偷换概念，因为，因为淡马锡它是用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来管国企，不管它所管的本身它在中国的国企来算已经算是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可是它能够管这么好，你就看看淡马锡几十年来，平均的收益率，去和我们的绝大多数国企相比，我说的是没有垄断权的国企相比，你去试试看，你不能比的，我觉得他们一直做得很好，我当时在中投把他们作为学习榜样之一，当然他们也有做的不成功的例子，但是平均来看，它比我们的大部分国企做的成功的多，所以我说他们的这个方式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一种方式，不是说非得采取它那个方式。但是现在有很多反对，说用淡马锡方式的人其实是站在另一个立场上反对的，就是国企既得利益在里面，我不认为国企应该有自己的利益，国企应该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保护国企的管理者或者只是国企雇员的利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凤凰网：也就是说，您认为淡马锡模式是可以为中国企业所用的？

高西庆：我们是可以借鉴的。可以成为我们采用的方式之一。

中国企业走出去只有酸苦辣，没有甜

凤凰网：关于投资，因为您在中投也有很长时间，肯定了解个中酸甜苦辣，现在中国企业都在走向全球。

高西庆：没有甜，只有酸苦辣。该做的事很多不该做的事也很多，所以这点呢你要让我用一句话两句话说出来，是很难的，在国企里边做事，你去问所有的国企老总，恐怕都有类似的想法，都是这些问题，你要问国企这些老总他们当然要说，要简政放权你不能管我太多，可是如果我也是，我也曾经做过很长时间的监管机构，所以从监管机构角度讲说，你的权利已经太多了，你应该少一点权利，对不对，其实两个说的都对，说的地方不同，对吧。

黄仁宇讲了一句话，说中国人缺少用数字方式、数学的方式来管理，就是说你把它精细化起来，把所有的问题一个一个切开然后去看，哪一些是你该管的结果你没管，就我们现在其实有大量的事情该管没管，但是哪些事你不该管的你管的太多，也有很多，你把这些弄完之后，大家经过充分的讨论，学习之后大家知道，其实本来以中国人的聪明程度，以中国人的勤劳勇敢智慧，什么好事做不出来，是不是，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作出不好的决定呢，跟机制关系其实蛮大的。

凤凰网：最后一个问题是，您从一个决策者又变成了一个投资，就是这个管理一个投资公司，现在又成为一个学者，哪一个角色在这些角色转换当中，您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高西庆：这个很难说了，我这个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对生活本身来说，认为明天会更好，我刚刚开玩笑说，酸甜苦辣没有甜，其实我做过的所有的工作，就包括最早我开始修铁路，当工人我都充满怀念，我退休了我就马上买了个机床在家里，自己做各种东西，我就有极大的兴趣。

高西庆：自己今天修自行车，然后骑自行车，我去过很多地方。我特别不愿意听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很西式。他们一看我喜欢锻炼说你这是美国式的，我说胡说八道，我说我从去美国之前我就特别喜欢运动，特别喜欢冒险，说为什么把好的事情都说成美国人的事情，中国人就应该坐在家里吭哧吭哧，学习工作，不去玩，不对的，这话。

凤凰网：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