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从国金证券《政策周报第14期:人口的转变:应对超低生育率的海外经验》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面对生育率持续下滑,欧洲地区如何走出超低生育率?东亚地区有何应对经验?本文系统梳理,可供参考。
一、欧洲地区走出超低生育率,或部分缘于其完备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欧洲地区总和生育率曾在1995年降至1.5以下,其后又逐渐回升走出超低生育率。1950年以来,欧洲地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1995年跌入下滑至低生育率警戒线1.5以下、为1.46;此后,西欧、北欧总和生育率逐渐回升,带动欧洲地区走出超低生育率。2014年欧洲地区总和生育率回升至阶段性高点1.62、较1995年增长0.16。欧洲地区走出超低生育率或主因其较为完善的提振生育意愿、降低养育成本相关政策。提振生育意愿政策,主要采取税收优惠、生育假期及津贴等方式,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最为典型。例如:德国对于灵活就业的家庭第二劳动者给予税收优惠、通过合并报税等模式降低家庭税费负担,大力支持家庭育儿假期和生育经济补贴等。降低养育成本政策主要采取补贴托育费用、建设公共托育机构等措施,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最为典型。OECD数据显示,2021年冰岛、瑞典等北欧国家幼儿教育和保育公共支出占GDP比重均超1%、位居世界前列;较高的幼儿教育及保育公共支出力度下,北欧地区幼儿托育费用约占家庭平均收入比例较低,儿童保育和学前教育普及率较高。
二、韩国生育提振政策尚待见效,或部分缘于推出较晚、支持力度不足等
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自1963年后持续下滑,2021年降至世界生育水平最低,其中韩国生育率下滑至0.7、日本生育率维持在1.3左右。相比欧洲地区,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明显较快,过去六十年间,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下滑超5.3,降幅超同期其他地区。2021年东亚总和生育率下滑至1.17、低于欧洲地区的1.48,为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地区;其中,韩国的生育率下降至0.7,成为全球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相比日本总和生育率维持1.3左右,韩国总和生育仍未企稳或缘于生育率政策推出较晚、且政策支出力度不足。相比日本于1994年总和生育率在1.49时出台生育率政策,2006年韩国在其总和生育率降至1.1时推行“低生育与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且与其他OECD国家相比,韩国生育政策支持力度较低。2018年韩国对于育儿双职工家庭公共福利支持力度占家庭收入比例仅2.5%、显著低于其余OECD国均值10%;2019年韩国家庭福利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为1.56%、明显低于OECD国均值2.3%。
此外,韩国较长的工作时长和较高的房价尚未明显改善,或削弱其生育政策效果。OECD数据显示,2021年,韩国男性、女性周工作时长均处于OECD国家前列,男性周均工作时长为78小时,女性周均工作时长为60小时,是丹麦、挪威等欧洲国家的两倍。同时,韩国房价收入近20,明显高于日本等OECD国家。尚待改善的家庭工作时长及生活成本等或削弱韩国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一定程度上导致韩国总和生育仍在下探。
风险提示: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