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疫情 发生 以来出台了一系列财政纾困政策, 力度 较温和。根据IMF 的估算,截止 5月 1日,我国疫情期间的财政纾困金额约为 2.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 GDP 的 2.5%,日、英、美、加则为 8.4%-20.1%。
从 结构 来看 ,我国信贷支持较多、现金补贴较少;企业支持较多、家庭支持较少,居民失业金、补贴、消费券总计占 GDP 的 0.2%。
历史上的 非常 时期 不少 国 家和地区 通过消费券、现金补贴、税收返还等方式 稳定和刺激 消费需求。美国自大萧条时期开始发放食品券,并发展成日常补充营养援助项目(SNAP),次贷危机后很多国家、包括我国都发放过消费券,此次疫情期间我国又有 50个城市发放餐饮、文旅、家装券等。美国在 2001年、2008年主要通过类现金的税收返还政策稳定消费。 此次疫情冲击期间,各国较多采用现金补贴的方式。
澳、美、加、德、日、英现金补贴对 GDP 之比在 1.4%-6.9%。
从效果上来看,消费券的作用不宜被高估,无限制和必需品消费券类似现金,更具普适性,救急又救穷;我国本轮已经推出的更多是可选品消费券,边际拉动效应高,针对线下受损商业,但对类现金消费券和补贴的替代作用小。历史上, 类现金的消费券 、现金补贴、税收返还 对额外消费的拉动在 16-40%,其余用于还债、储蓄等; 低收入群体,非常时期 受影响大、消费倾向高、储蓄率低,现金类政策 用于消费的比例更高 。
海外疫情发酵,出口相关企业就业压力或将加大(估计出口工业就业1403万人)。 本次疫情中,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发挥了较大的作用,7周内首次申请失业金达 3348万人。而我国一季度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只有 201万人。 相对而言, 我国失业保障 制度 门槛高、 覆盖面窄、资金利用效率 不高 , 覆盖保障群体与失业风险高的群体间存在错位,权利义务对等 度 、申请程序、农民工覆盖 率 等问题 有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