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双重变奏

我今天讲的大概有三方面内容。首先是调结构与保增长的问题。一百年前,发生了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回顾中国思想史的变化,进而追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演变,会有很深的启发。如今大家在回忆“五四运动”的时候,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在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看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存在“双重变奏”:一是启蒙,一是救亡。

什么是启蒙?启蒙是指“五四运动”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通过学习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与科学,尊重个人的意志和选择,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革新。启蒙源于西方,核心元素包括科学理性、独立思考、个人主义等等,启蒙破除了中国人过去对皇权的崇拜。什么是救亡?“五四运动”的另一主题是反帝、救亡。这直观体现在“五四运动”当天,北京的大学生冲上街头,反对当时的外交失败。

从思想史的变迁看,双重变奏如同音乐的两个主旋律在不断的反复、冲突、变化、变异。百年的真实历史是,救亡的主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制了启蒙的主题。启蒙与救亡,最不相容的地方在于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的根本矛盾。启蒙讲的是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是科学与理性;在救亡的旗帜下个人意志毫无意义,救亡是铁血精神,是集体力量,是高于一切的战斗激情。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在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方面,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五四以来这种双重变奏的深邃回响。过去的四十年,市场化改革无疑是深刻的启蒙,政府的作用类似救亡;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常压制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主题,延续百年的双重变奏。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调结构和保增长的双重变奏。调结构是启蒙;保增长是救亡。在经济下行以及内外部矛盾压力叠加之下,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便需要做出权衡。

关于保增长,一个共识是中国潜在增长速度毫无疑问正处于下行通道。原因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处于停滞,另一方面是劳动人口的收缩。四十年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人们获得了基本的选择自由,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了社会流动,劳动人口实现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进而提升了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遗憾的是,有证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改善面临瓶颈,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就可以解决的。至于劳动人口的收缩,更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承认潜在增速下行,保增长就可能徒劳无功、勉为其难。重要的是,过于强调 GDP 的增长速度会恶化我们的结构性指标。

第一,尽管当前我国的“新动能”处于快速增长当中,但在我国经济中的占比仍然很小,短期内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若有很强的增长诉求的话,我们依然要借助传统部门。依靠传统部门的投资来发力保增长,很有可能恶化业已出现的产能过剩,使得供给侧改革的成果付之流水。从规模以上工业数据看,仅采掘、冶金和石化等传统工业的营业收入占比就接近一半(44%)。

短期内保增长只能以大放水、基建投资、地产投资为抓手,意味着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