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风险升温。2017年以来少数省市自暴虚增宏观数据,中央加大对城投等隐性债务源头的监管,置换债截至日期来临,“资管新规”落地冲击非标,均意味着城投光环消退。如何看待城投风险?除掉“水分”,财政如何支持城投?哪些区域的城投风险需要关注?
新监管思路下,要强化资产对负债偿还能力和城投自身造血功能,辨识城投风险。增长结构的转变和监管政策的持续施压倒逼城投转型,转型方向是城市基建和公用事业经营主体、国资公司和地产企业,但部分城投仍无法脱离基建主业。在政府对负债端担保、通过城投委贷等形式违规情况下,城投风险的识别一方面要注意规避城投违规举债所带来的再融资风险,另一方面要转变以往政府对城投负债担保的城投“信仰”思路,通过对应负债和资产关系,识别资产质量,辨识城投违约风险。
我们通过债务置换空间、净现金流规模和在建工程多少、非标资产占比,以及隐含评级等6个角度多视角分析城投风险。综合来看,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广西、天津、辽宁、内蒙等区域的城投或需要关注。比如:
城投存量债务规模较大的区域周转压力相对较大,比如江苏、浙江、天津、四川、重庆而,天津、广西、陕西、湖北、重庆、贵州等区域存量城投债占综合财力比重较高;甘肃、广西、湖北、吉林、湖南增速超过25%。在去“政府化”过程,债务负担较多的地区或需关注。
江苏、浙江、陕西、河南、贵州、湖南等区域的城投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情况不甚乐观,天津、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城投公司在建工程量比较大。
资管新规冲击非标,期限错配的非标未来转标风险较高,而城投企业中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其中山西、天津、重庆、广西、湖北、四川、江苏等区域新增非标占本区内新增社融比例较高。
隐含评级反映市场对城投债的估值评价,吉林、湖南、湖北、内蒙古、贵州、辽宁等区域隐含评级相对较低,北京、上海、广东隐含评价较高。
虚增财政收入可通过调入资金弥补支出亏空,但未来调入资金规模有限,财政虚增较难。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北京、上海综合财力较强,而政府的债务限额根据“风险高的区域少举债,风险低的区域多举债”原则而定,其中山西、湖南、浙江、云南、内蒙古、宁波、辽宁、贵州等区域债务限额增速较慢,或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