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主张推进私有化。1990年,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就发展中国家如何改革等问题,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是开放市场、取消国家干预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等。在此后的十数年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主要思想。但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开放市场、取消政府干预和市场自发调节造成的结果,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是低收入人群日益高涨的工资诉求,以及由此给全球环境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在危机之后,政府不得不采取干预政策之时,也倾向于选择相信市场力量的货币政策而非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2016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全球经济政策的选择开始逆“华盛顿共识”而行,新的政策体系更加强调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主要旨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减贫富差距)的作用,同时货币政策随着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对于增长的刺激效果明显下降。
市场自发调节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的问题也正在暴露,并已经成为西方主要经济体执政党关注的焦点之一。近期英国新任首相特丽莎·梅与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公开演讲中,均透露出强烈的平衡收入分配差距的意愿。7月13日,英国新任首相特丽莎·梅在其就职演讲中提及了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公以及普通工薪阶层为维持生计所面临的困境,并强调她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将致力于服务普通的中低收入人群,在政府重大决定、出台新法律及制定税收政策时,都将以工薪阶层而非少数权贵阶层的利益为重。而时隔一周,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7月21日在他的提名演讲当中疾呼“我不能容忍不公”,并将美国此前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称为“摧毁中产阶级的贸易协定”。特朗普承诺,当选之后要“将工作带回美国”,并提出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以使得“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得到深厚的救济”。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经济自由主义与市场调节的缺陷,以及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已经带来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全面转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为了托底经济复苏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直到今天,只有美国经济显露出微弱的复苏迹象,欧日仍然面临着低增长与低通胀的状况。疲弱的经济与通缩的困境,甚至迫使欧日央行实施了负利率政策,但已经接近使用极限的货币政策对于通缩似乎越来越无可奈何。上周末,G20成都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了要使用所有政策工具来实现增长目标,但仅靠货币政策无法实现平衡增长,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对于增长目标同样重要。
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正在经历从货币政策向财政政策的重心转移。今年年初至今,政府逐渐放弃了2015年以来每两月一次的降准降息,而选择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维持市场存量流动性的充裕,货币政策呈现边际收敛的姿态。而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则从去年以来即呈现出明显积极发力的迹象:一是2015年财政支出增速大大高于收入增速,赤字率明显扩大,且高于年初制定的目标;二是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大于收入,这是既1995年之后首次在上半年出现财政赤字;三是年初以来全国政府性基金收支增速均有明显回升(房地产市场的回升周期对此功不可没);四是国债及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均有所扩大,尤其是地方政府债的大量置换和新增发行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过往短周期高利率的债务压力。
2016年下半年,中国的中长期政策仍有看点。在经历了上半年的供给侧改革大力推进之后,着眼于中长期消费增长的收入分配改革很可能将逐渐提上日程。从政策着力点来看,首先,个人所得税改革和房地产税改革被财政部部长在G20会议中再次提出,当然个人所得税的抵扣和减免,以及综合征税的范围等仍需要等待政策的细则出台,而房地产税的征收方式也存在诸多可能,但总体的方向是减少宏观税负,通过税收政策调节贫富差距。其次,延迟退休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落地也有改变居民中长期收入预期的效果,对于中长期的消费增长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从经济下行到货币宽松的逻辑逐渐面临挑战,但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及收入分配政策更有利于中国中长期经济的发展。毕竟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下,货币宽松所带来的资产泡沫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经济结构显示在中长期消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以及高端制造业方面仍有较大空间,宏观政策的选择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从货币发力,转向财政发力和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当前宏观政策的必然选择。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增长下行超预期,重大金融风险事件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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