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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全球经济面临哪些挑战?知名经济学者最新发声

来源:红星资本局 2024-05-28 17: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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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未来十年全球经济面临哪些挑战?知名经济学者最新发声)

5月27日,“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杭州举办。

全球经济治理五十人论坛发起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在开幕致辞时表示,今天全球再次面临“十字路口”的挑战,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放缓,金融风险正在聚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新的体系要使所有国家受益,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金融稳定并支持经济增长,实现全球的经济繁荣。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等知名专家学者在会上做主旨演讲,探讨当下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建言中国金融经济发展。

王一鸣:未来最大挑战是更高的债务

王一鸣指出,金融危机后,全球的基本格局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疫情后的全球基本格局正在朝着更低的增长、较高的通胀、较高的利率、更高的债务转变。

他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还在下降。尽管通胀已经缓和,但依然会维持在一个相对过去比较高的水平。

由于通胀难以回到过去的水平,利率也很难回到过去几乎零利率的时代。而疫情后史无前例的扩张性政策,特别是政府债务持续积累,可能是未来的基本走向,这会严重影响到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走势。

王一鸣认为,未来最大挑战是更高的债务。疫情后全球债务水平大幅提升,全球债务总额接近GDP的250%,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张,比如美国政府债务接近35万亿美元。

这种变化对未来意味着什么?王一鸣觉得有三点含义:

第一,由于通胀的粘性,利率依然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债务成本会持续上升,特别是早期零利率时代的债券到期后,高利率债券占比提高,负债结构发生变化,将进一步推高债务成本,而要降低利率又受到通胀约束,导致债务风险会大幅度上升。

第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两难,维持高利率,将抑制本已疲弱的经济增长,而降低利率,又难以有效抑制通胀。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空间也在收窄。

第三,主要经济体为抑制通胀,已经在收缩资产负债表,但利率又不能大幅调降,流动性扩张将受到抑制,这将影响到股市、债市,也会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在王一鸣看来,未来通胀、债务、利率几个变量相互交织,而债务风险会持续攀升,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会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和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黄海洲:未来的关键是靠增长

黄海洲认为,尽管面临一系列挑战,但世界经济如果能够取得增长,未来的走势将不会很悲观。

“世界是复杂的,不应将世界经济笼统地概括为‘高债务、高通胀、低增长’。”黄海洲表示,以美国为例,过去两年,美国名义GDP增长近20个百分点,同时出现市值超2万亿美元的巨型公司,这些都不符合低增长特征。日本在此前全球高增长阶段,经历了“失去的30年”。“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日本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50%,成为1945年后唯一一个人均GDP赶超美国的人口5000万以上的大国。而经过30年的零增长、零利率、零通胀,日本如今的人均GDP低于美国的50%。”

黄海洲强调,未来的关键是靠增长。“增长才是关键。增长一方面靠科技革命,另外还有很多国家需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在国际层面上,我们还是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上面还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是靠增长,增长应该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

李扬:实体经济问题要靠改革和开放

谈到债务问题,李扬表示,学金融不要怕说债务,“至少现在来看,如果经济主体愿意借债,从而愿意支出,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不要看到杠杆率上升了,不假思索地认为情况不好,还要看背后变化的原因。”李扬指出,居民杠杆率的升势于2020年开始持平,主要归因于居民借款意愿下降。企业杠杆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速下滑:企业债务增速领先于经济增速,企业部门杠杆率被动上升。

对于当前存贷差较大的问题,李扬提出三点解释:银行现在不贷款或者少贷款、多买债;影子银行逐渐消失;大量金融活动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回归银行。对此,李扬总结称,中国金融业总体呈现向银行业为主的体制复归的趋势。

对于今年的宏观政策调控,李扬表示,尽管货币政策较为积极,但实体经济融资意愿不足,压制了金融杠杆率的上升。他认为金融杠杆率在未来仍将呈现基本稳定的状态,短期内也可能由于经济恢复较慢再次上升,但长期看不会有趋势性上升。

从中央政府来看,如果年中不再调整预算,则今年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与去年基本一致。他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金融如果解释不了问题,就用经济因素去解释,用技术、制度等因素去解释。实体经济问题要靠改革、靠开放,不能依赖太多金融手段和财政手段,最终要靠实体经济振兴起来。”

红星新闻记者 王田

编辑 余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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