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神器”AED加码布局：深圳地铁全覆盖，杭州立法，破解“不能救不会救不敢救”

（原标题：“救命神器”AED加码布局：深圳地铁全覆盖，杭州立法，破解“不能救不会救不敢救”）

2020年收官之际，全国各大城市不断加码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在公共场所的配置，包括地铁、体育赛场在内的人流密集区域成为布防重点。

AED是抢救心博骤停患者的关键设备，由于操作简易，又被称之为“傻瓜版”的救命神器。若能在患者病发后的4分钟内使用AED，将有机会将患者的生存几率提升至90%以上。

今年以来，多地政府出台措施，要求提高AED在公众场所的配置数量。其中深圳、上海AED配置数量已破千台；深圳、南京、徐州已实现AED在地铁交通的全覆盖；北京、广州相继提出了AED覆盖轨道交通的明确规划；杭州更是为AED配置提供了立法保障，将AED纳入了该市急救资源体系进行统一管理。

尽管投放数量不断增加，但我国的AED配置水准仍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距离。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公众施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急救知识的普及，以及社会救援意识的动员，或比AED设施的铺开更为关键：“如果不能解决公众不能救、不会救、不敢救的问题，那投放再多的AED也没太大意义。”

面临硬件需求、知识推广与意识提升的多重考验，我国的AED配置事业该如何破局？

深圳领衔，杭州立法

AED配置的主战场在于城市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据今年9月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19 概要》显示，中国每年发生心脏性猝死54.4 万例，发生率为5% (年发生率 1.8%)，全因死亡率为7.4%。另据相关研究显示，超过九成的心脏性猝死发生在医院之外，而该疾病的抢救成功率不足1%。因而，在医疗急救服务平均反应时间较长的公共场所，AED的配置极为重要。机场、火车站、地铁站、商场、学校、体育馆、景区等地点都需特别关注。

近日，广州地铁集团宣布，将于12月18日起在109个重点车站分两批开展AED配置试点工作。根据广州规划，首批AED将覆盖50座地铁站以及9座城际车站，在2021年1月31日前完成配置工作；次批将覆盖50座地铁站，计划在2021年上半年完成。

这是广州AED配置工作传来的又一捷报。12月13日，2020年广州马拉松赛顺利完赛。作为疫情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全程马拉松赛事，广马配备了50位携带AED的专业医师作为骑手，为2万名参赛选手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胡春林教授对此深表感慨：“这个都是血的教训。2012年首届广马有两个运动员倒地，当时没能抢救过来。我们‘120’急救系统后来就是要迅速介入AED，不能让悲剧重演。”

急救培训及生命救援机构“第一反应”创始人陆乐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的马拉松赛事急救团队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在2014年，我们要把东京马拉松的急救总指挥邀请过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而到了2019年，我们中国的团队就成为了东京马拉松医疗急救系统的唯一供应商。”在今年，杭州马拉松赛事组委会为10000名参赛选手配备了80台AED；而在年末进行的西安、成都以及盐城三大马拉松赛事上，AED更是连续挽救了三条生命。

在广州AED配置工作落实前，国内各大城市已陆续在今年推动AED项目的部署。

深圳是国内AED配置率最为突出的城市。据深圳卫健委消息，截至今年8月底，深圳市政府采购的3500台AED已安装完毕，其中深圳地铁已实现所有车站的站厅层、站台层的AED全面覆盖。深圳已根据每10万服务人口配备100台AED的国际标准制定投放计划，预期将在未来的5至10年内达成目标。

作为率先引入AED项目的城市，北京早在2006年就于首都机场安装有AED设备。截至今年12月初，北京地铁已完成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13号线以及大兴线的AED配置工作，在2022年底之前，北京将实现所有轨道交通车站的AED全覆盖。

上海在2015年启动AED布局试点，迄今全市已有超过1600余台AED，是2016年数据的4倍有余。

在一线城市之外，南京与徐州更是在今年实现了地铁全站点的AED覆盖，其中南京要在今年年底将AED安装总数扩大到2000台以上。杭州则在今年11月出台了《杭州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管理办法》，除上述公共场所外，杭州还提出要在执法执勤车辆、船舶上配置AED，以保障AED资源的流动性。借此法规，杭州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地方立法形式规范公共场所AED配置和使用的城市。

急救除了硬功夫，还需新意识

尽管AED项目正持续落地，但我国目前在公共场所的AED配置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仍存在巨大差距。据央视新闻在2019年的报道，以公共场所每十万人口拥有AED的数量来看，日本为接近394台，美国为317台，而中国大陆只有0.2台。若以深圳1344.88万人口来计算，中国AED覆盖率最高的城市每10万人也仅拥有26台。

立法工作，是我国AED配置方面需要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环节。美、日等国家早在本世纪初便出台法律，对AED在公共场所的部署方案以及心肺复苏知识的社会化普及做出了明确规定。而在杭州发布地方法规之前，AED的配置及使用事宜尚未被纳入我国法律。但即便是这份开创先河的法规，也并未明晰配置AED的公共场所范围、配置数量、配置时间等具体标准。

不过近年来，我国在院前医疗急救方面的立法工作建树不断，确为普通民众使用AED施救铺设了道路。最为代表性的，便是“好人法”在2017年正式被纳入我国法律体系。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显示“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资金投入则是另一大考验。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AED基本来自于政府集中采购以及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的捐赠。根据深圳市财政局于2019年发布的《深圳市公共场所配备AED三期项目公告》，AED的单价为20300元，这还没有包括电极贴片以及电池例行更换所需耗费的每年上千元成本。胡春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个人或单位组织采购的价格只会更高，不动用政府的资源，很难实现AED的全面配备。”

我国的AED配置工作较为仰赖政府的作为。就在北京市交通委和北京市卫健委全面铺开地铁AED投放工作之前，北京地铁曾多次拒绝社会组织及个人的AED捐赠，其中更是包括2019年12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捐赠请求。

AED的硬件配置固然面临一定阻力，而急救知识的培训则更是问题重重。2019年5月，广州市某学校的一位三年级学生在足球赛过程中心脏骤停。在手握AED的情况下，校医却因不熟悉其操作流程而被迫只对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最终无力回天。在刘颖看来，急救知识的社会化教育甚至要比AED的配置更为重要：“即使是配置了足够的AED，没有人使用的话效用也出不来，我们要倡导公众完成从‘看护’到‘救护’的意识转变。”

刘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国目前的急救知识培训主要由红十字会、“120”急救医疗队伍以及与美国心脏协会（AHA）等国际急救组织开展协作的商业化机构共同运作。除专业医疗机构之外，其他组织的培训授课或存在募资能力有限、师资良莠不齐以及急救教材落后的问题：“许多红十字会的课程体系比较落后，甚至没有包括AED的使用教学。”

在胡春林看来，针对普通大众的急救培训还有很大空间：“我们120队伍所做的培训还是集中在医务人员和警务人员的范畴，未来我们要更多走进学校，走进社区。”陆乐则认为，专业性的社会组织要勇于填补这一缺失：“多年之前我们就在做针对孩子们的急救培训。要让他们意识到，危险可能发生在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上，学会了正确的急救方法，就有可能成为亲朋好友的救命恩人。这种成就感，能够激发他们对于学习以及传播急救知识的渴望。”

尽管已有“好人法”为公民的施救行为背书，但要让公民在危急时刻敢于伸出援手，这绝非朝夕之功。刘颖认为，首先要更新急救培训授课的教材，及时纳入对于急救现场研判能力的教学，帮助学员在紧急关头更好地应对突发情况；其次要加大对于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院前急救条例以及好人法的宣传工作；同时还可通过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为施救过程中造成的伤害进行赔付；最后，要对敢于施救的英雄行为进行精神与物质层面的表彰。这些工作的施行，能够更好地打消公民对于急救行为的疑虑。

陆乐同样认为，挽救生命的关键在于提升急救观念、普及急救意识：“真正来得及在黄金4分钟内拯救你生命的，不是政府、不是医生，只能是身边的人。只有当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形成互助互救的中国社会新常态。”

（作者：尤方明 编辑：周上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