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极限”视角下的美国债务之忧

（以下内容从中国银河《“弗格森极限”视角下的美国债务之忧》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核心观点
美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持续引发关注，美债收益率屡创新高。以美债为代表的各类美元资产的信用基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军事实力支撑的全球战略影响力，二是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而军事能力和经济增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政府的财政能力。因此，政府债务持续扩张不仅关系到债务本身能否持续，也可能通过改变财政资源配置，影响政府维护和提升国家能力的空间。从这一视角看，2025年，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提出的“弗格森极限”（Fergusonlimit）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分析视角：对于全球性大国而言，当其政府债务付息支出超过国防支出时，可能就是其走向衰落的开端。如：16世纪晚期的哈布斯堡西班牙、18世纪后期的波旁法国、19世纪70年代的奥斯曼帝国以及一战后的英国。
“弗格森极限”的核心在于观察大国财政资源如何在“履行既有制度承诺”和“维持国家能力”之间进行配置。不过，弗格森所讨论的案例和现代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在前现代化时代，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军事能力（维护国际地位、获得财政资源），“制度承诺”也主要体现为债务付息（必须履行的支付义务）。随着现代国家公共职能不断扩展，这一资源配置关系也从债务付息与军事支出，进一步延伸至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教育培训等更广泛的财政支出领域。基于“弗格森极限”的视角，本文进一步分析美国政府债务扩张的历史过程及其形成原因，并从“制度承诺”和“国家能力”两个维度考察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进而分析维持美国军事和经济发展能力的财政空间是否正在被挤压。我们有以下初步思考结论：
第一，社会保障等制度承诺类支出持续扩大，美国财政资源越来越多地被收束在这类刚性支出中；未来，这一态势或继续强化，美国债务扩张的惯性较难扭转。美国社会保障以及债务付息等制度承诺类支出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联邦支出比例已超过60%。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制度承诺类支出的持续增加，会压缩政府用于国家能力建设的财政资源。未来，由于美国国内政策取向仍偏向减税、制造业回流难见成效，上述态势可能继续强化。
第二，美国军事能力的全球存在感可能趋势性减弱，这背后有较强的财政动因，这会进一步侵蚀美债与美元的信用基础。2025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聚焦“西半球优先”，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成本约束下的战略收敛：把有限资源集中于本土与近邻等核心利益，缩减远距离、高成本的前沿存在，并通过盟友分担把一部分安全成本转移出去。进一步看，美国长期提供的海外军事部署、海上航道安全和联盟体系等全球公共品，也是美元和美债国际信用的重要支撑。如果美国全球安全承诺持续调整，会对美元资产的长期信用基础产生持续影响。
第三，美国用于维持经济增长能力的财政资源也被压缩。相关缺口或许可以由私人部门弥补，后续仍需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高强度投资对美国长期增长的提升作用。基建、科研和人才培养等领域具有长期性和外溢性，在财政约束增强时容易受到影响。不过，美国创新体系长期依赖市场机制，私人资本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能否推动生产率提升、扩大经济规模并增强政府收入增长能力，将成为影响美国长期增长和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变量。
第四，美国债务扩张、制度承诺类支出不断增长，压缩了用于国家能力建设的财政资源，也为中国提供了两方面启示。一方面，可把握美元及美元资产信用基础变化的机遇，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美元及美元资产的信用基础可能持续走弱。我国可以抓住机遇，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地位与我国经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为此，可考虑适度增加国债供给并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开放，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稳定的人民币资产。另一方面，我国在大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保持制度的可持续性。社会保障体系可主要聚焦在广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补齐保障短板（例如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对于职工养老等领域，则可考虑探索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待遇动态调整机制，在提高保障水平与保持财政可持续性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风险提示
1.数据口径划分导致分析结论有偏差的风险
2.对美国相关政策理解不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