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资券商阵营扩至7家，外资“全资化”路径渐明

外资券商在华展业的股权形态，正在经历一轮静水深流的更替。10月22日，花旗集团明确表态“正积极推进境内券商牌照申请”，将这家美资巨头持续数年的等待再次推至台前。

独资阵容的两次跃迁

外资券商全资化的提速，并非一夜之间发生。2024年3月，渣打证券作为首家新设外商独资券商在北京正式展业，法巴证券随后于同年7月16日注册成立。加上2021年已完成由合资转为独资的高盛(中国)证券和摩根大通证券，截至2024年底，外资独资券商阵营为4家。彼时，仍有8家合资券商处于外资控股状态，其中摩根士丹利证券、星展证券、汇丰前海证券三家外资股东持股比例已达到或超过90%(分别为94.06%、91%和90%)，但距离“全资”仍有一步之遥。

转折始于2025年。瑞银证券于2025年3月28日获证监会准予备案、4月28日完成市场主体类型变更，成为第5家外资独资券商。瑞穗证券于2025年9月30日获证监会批复核准设立，2026年1月16日完成工商登记，注册资本23亿元，成为首家日资独资券商，独资阵营随之扩至6家。大和证券的路径则更为迂回：其2020年设立时外资持股比例为51%，2026年4月大和集团以约7.06亿元受让中方股东合计49%股权，10月中旬股权变更获监管批准，可作为全资实体运营，外商独资券商由此达到7家。至此，短短两年间，独资券商数量从4家增至7家，且新设与股权受让两条路径并行，覆盖美资、欧资与日资机构。

花旗的等待时间表则构成了另一条参照线。花旗早在2021年11月即提交全资券商牌照申请，此前与东方证券(600958.SH)的合资投行业务已于2019年退出，2024年2月4日获得证监会第一次反馈，其《证券公司设立审批》公示于2026年5月走完流程、市场一度预期年内获批，但业务牌照至今尚未落地。花旗国际业务首席执行官Ernesto Torres Cantú直言，该牌照“对花旗具战略重要性”，因为目前花旗无法在中国内地开展任何投行相关业务。

不过，大和的获批与花旗的等待并不在同一条审批链条上：大和走的是存量合资股权受让后的变更核准，花旗走的是新设申请、设立批复与业务许可，环节不同、起点不同，直接横比“快慢”会失真。单看大和，从2020年设立到完成独资化用了约6年——存量转独资这条路，等待同样以年计。

规则放开与监管位移

如果将视线拉长，当前这轮独资化提速有明确的制度前因。2018年4月，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0号)，放开外资控股合资券商的限制；2020年4月1日，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全面取消。规则层面的障碍早在六七年前就已清除，但落地节奏明显后置：2024年底以来新增3家，较此前明显加快。

从递交材料到正式展业，耗时差异极大。据财联社统计，摩根大通证券从申请到获批约8个月，高盛(中国)证券与渣打证券约13个月，法巴证券约36个月；瑞穗证券2023年11月递交申请，2025年9月获批、2026年1月成立，今年10月取得业务牌照，全程约3年。花旗自2021年11月递交申请至今近5年，仍未走到终点。制度开放与市场响应之间的时间差，在个体身上可以拉得很长。

更值得留意的是监管重心的位移。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瑞穗证券成立时指出，申请到获批流程日益标准化、透明化，“反映了监管重心从‘能否进入’转向‘如何高质量经营’”。这一判断与花旗的战略选择形成互文：花旗已退出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13个市场零售银行业务(其2021年原计划退出14个市场，墨西哥个人业务仍在处置)，转而聚焦企业和机构业务，谋求的是投行与跨境联动能力，而非零售网点的规模铺陈。换言之，全资化路径所服务的，是一批以跨境投行、机构服务、交易与配置能力为核心的外资机构，而不是对本土零售经纪通道的简单复制。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独资券商数量在增加，行业格局却未出现剧烈冲击。中证协数据显示，2025年16家外资参控股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5.79亿元，同比增长32.61%，同期全行业营业收入5411.71亿元，外资占比不足2%——体量决定了它们瞄准的是差异化赛道，而非全面对垒。

“鲶鱼”入水之后

独资身份的落定，不等于市场竞争力的自动兑现。从实际展业数据看，外资券商在部分业务条线已显露出存在感。中证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150家证券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298.10亿元，同比增长31.38%。

另据Wind统计，今年以来截至4月12日，外资券商营业部在龙虎榜中排名靠前：高盛(中国)证券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以676.7亿元位列第二，瑞银证券上海花园石桥路证券营业部、摩根大通证券(中国)上海银城中路证券营业部成交金额分别为620.49亿元、489.76亿元，分列第四和第六(前述榜单已剔除机构专用、深股通及沪股通专用席位)。

需要说明的是，这类营业部通常被视为境外机构资金进入A股的重要通道；从年报看，高盛(中国)证券的QFII业务表现突出，摩根大通证券亦在持续开拓QFII客户。这部分成交属机构经纪，与面向个人客户的零售通道并非同一赛道。在投行与跨境业务端，外资券商的全球网络与定价经验仍构成中资机构短期内难以替代的能力。

但另一组事实同样不容回避。大和证券2022年至2024年营业收入分别为4773.93万元、6504.56万元、4726.10万元，净利润持续亏损；2025年营业收入降至1207.89万元，净亏损9905.36万元，仍未扭转。券商中国2024年底的统计即指出，外资券商在华面临“入场较晚，且本土化较难”的双重约束，业绩表现尚未出现明显起色。独资化能够解决的是治理结构与集团资源整合的效率问题，却无法自动解决客户基础、监管沟通、人才本地化等更深层的经营课题。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余丰慧认为，更多外商独资券商参与市场竞争，有助于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行业生态，并倒逼本土券商在服务能力、产品创新及风险管理等方面持续优化。从行业运行逻辑看，这一“倒逼”效应能否释放，取决于外资机构能否把跨境能力转化为本地收入。

平安证券在10月20日的点评中亦提出，外资机构来华对本土券商“既是压力，也是参照系”，而真正的立足点仍在本土，对产业结构、客户需求和监管环境的深刻理解是本土券商的比较优势。

对于本土券商而言，真正的压力不止于经纪通道的存量份额，更在跨境投行、机构交易与全球资产配置这些增量战场上。当独资路径从个案审批走向有章可循，外资机构获得的是“入场券”，而市场竞争的下一程，比拼的将是能把牌照转化为可持续的客户关系与定价能力。花旗将目标设定为“在华全球投行中的领头羊”，这个目标能否兑现，不取决于牌照获批的那一天，而取决于获批之后每一笔交易、每一个客户、每一个本土团队的落地质量。独资化的路径已经打开，但路径尽头的考场，才刚刚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