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份以来，在市场目光大都集中在以特斯拉为代表新能源车之时，美国的银行股却在“悄无声息”间迎来了大幅反弹：摩根大通创历史新高，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花旗集团涨幅也在50%以上，大多回到了疫情前的高点附近。美国的银行股为何大涨？ 摩根大通净利润增速转正 美国银行股业绩大超预期 10月中旬，摩根大通率先发布三季报，大大超出了市场此前的预期，Q3单季度净利润增速转正至5%。仅仅个位数的业绩增长何以大超预期？ 要从该行最近几个季度的数据看起：今年上半年，美国银行股的业绩出现了断崖式下滑：摩根、富国、美国、花旗净利润同比下滑59.9%、114.85%、48.54%、59.85%。主要原因在于“拨备”大幅计提。我们以“贷款损失准备”/营业收入(减值费率)衡量一家银行当期减值准备计提力度，如下图所示，今年以来美股四大行减值费率大幅飙升，从10%以下飙升到了30%以上。以摩根大通为例，2019年底，净利润占其营收比例为29.96%、减值费率4.83%；2020年上半年，净利润占比下降19.01个百分点至10.95%，其中仅减值费率就飙升了25.83个百分点，成为了净利润下滑的最主要原因。
从财报数据看，2020年以来美国四大行贷款的不良率开始拐头向上，摩根大通从疫情前的0.43%翻了一倍至1.11%，风险持续暴露。
不良率提升，并不意味着银行的潜在风险很大。 事实上，美国主要银行对资产质量问题的谨慎程度要高于真实恶化情况，当前拨备计提远大于不良生成与处置，并具体体现为拨备覆盖率的提升，以摩根大通为例，该行的拨备覆盖率从疫情前的329%提升到了2020Q3的445.33%，资产端暴露的风险已提前反映到当期业绩中。
摩根大通Q3净利润增速的转正，同时伴随着减值费率的下行(从30.66下降到21.45%)、拨备覆盖率的提升，这说明新冠疫情对它的冲击远远小于市场此前的预期，该行业绩已经触底，这也是摩根率先创出新高的原因所在。其他三家银行Q3净利润下滑幅度也明显改善，市场的悲观情绪也大大改观。
中国银行股的投资价值远超美国同业 2020年2季度，中国银行股的净利润增速虽然也出现了两位数下滑，但与美国同业相比，真实基本面情况不可同日而语:除了中国疫情控制更为有效外，两国的银行股所处不良资产周期阶段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下图所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摩根大通减值费率直线飙升，随后几年又快速降到历史低位(5%左右)，这造成了该行业绩波动巨大；2009年4万亿后，工行不良贷款逐步暴露与处置，减值费率在12-19年持续提升，对业绩影响较平稳，但也导致了ROE持续下滑、压制市场情绪、估值不断走低。
疫情前，美国四大行拨备覆盖率虽然达到了200-300%的水平，但主要是由于账面不良率很低所致，摩根、美国、富国、花旗2019年底不良率分别为0.43%、0.41%、0.56%、0.57%，已计提“拨备”的绝对金额并不多。
一旦不良率(分母端)攀升，若不加大拨备计提，拨备覆盖率会快速下滑。
这是2020年以来美国银行净利润断崖式下滑的主因。与美国不同，疫情前中国银行业处在存量不良即将出清的阶段。 以工行为例，2012-2016年不良率持续攀升，逾期率上升速度更快，该阶段工行不良暴露不够充分；而在2016年后，逾期率指标持续走低，更为客观的“逾期90天以上比例”好转明显，工行不良认定严谨度大大提升，资产质量已经做实。2020H1，监管指导压力下，工行贷款不良率甚至已经低于逾期率，出现“负剪刀差”，不良认定的水份已挤干。
2020年中报，虽然国内银行股不良率略有抬头，但主要是由于更多的关注类贷款被认定为不良所致，关注+不良率反而是在改善，存量包袱加速出清+增量风险可控，减值费率迎来了趋势性拐点。
换一个视角来看，2019年工行ROE为13.05%、高于美国富国银行的10.23%，但是当年工行减值费率为20.93%、远远高于富国的3.19%。
这说明一旦中国银行股的减值费率趋势往下，反哺的空间远远大于美国银行业。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同样在30%左右的减值费率下，工行的年化ROE仍能达到11.01%，而富国银行却是-6.46%，主要原因在于成本收入比的差异，低经营成本的优势从长期来看是可以持续的。
2021年1月8日，上海银行率先公布2020年业绩快报，全年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全年净利润增长2.9%，绝对值并不高，但这是在前3季度下滑7.99%的基础上实现的，该行Q4单季度增速飙升到了48.01%。这印证了中国银行业真实基本面的持续向好，进一步确认了2020Q2减值费率的绝对高点，同时说明了监管指导的放松，银行业绩有望持续释放。我们认为，无论是所处周期阶段、还是减值费率下行的确定性及反哺空间，当前中国的银行股都要远远优于美国同业，随着超预期业绩的逐步落地，中国的银行股将步入业绩、估值提升的双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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