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商成弱者"我要不到钱，我盖的是法院的楼"

证券之星4月9日据南方周末：广西北流审判大楼建筑商满腹心酸：“我要不到钱，我盖的是法院的楼”

双方签下了合同，白纸黑字，一方却屡屡违约，这时该怎么办？

或许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打官司”，但王国新这位建筑承包商却只有苦笑。和他签下合同的是一家法院，违反合同的也是法院，他又如何去这个法院“打官司”讨说法？

这桩离奇事发生在广西北流市。一幢预计于2001年11月竣工的法院审判大楼，因法院拖欠工程款，到今天也未完工。

最难堪的还是王国新：他不仅拿不到剩下的200多万元工程款，还被赶出施工现场，出面“驱逐”他的，是法院出动的十多名法警。

“这事到哪儿去讲理？”王国新脸色憔悴，两眼都是血丝，他告诉记者，“现在是豁出去了，和法院彻底翻了脸。”为了讨个公道，他已经奔波了5个多月。

签违规协议

王国新其实很不想和法院“翻脸”。

事情要从2000年12月说起。王国新在法院审判大楼工程的公开招投标中，以519万元的价格中标，并于2001年2月6日，与法院签下了建筑合同。在合同中，双方约定了工程款的支付方式：逐月核定后，由法院转账汇款到公司账户。王国新所在的公司是北流市建筑工程公司，他是这个项目的经理。

不过合同写下的只是一部分，事实上法院的想法是，由建筑公司垫资先行建设。当然，这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建设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曾对此三令五申。

合同上自然找不到这些内容，事实上在签订合同的同时，法院还与建筑公司签了一份“补充协议”。在协议中，法院向建筑公司“借款”建设审判大楼的基础、第一层、第二层主体工程。第三层至第五层，则采取打报告后，法院预拨工程款的方式解决。

作为项目经理，这些“借款”的风险无疑由王国新承担。北流市建筑工程公司只是他挂靠的单位。

虽然对“借款”心里打鼓，而且明显违规，但王国新知道，不这样办理，519万元的工程就很可能“泡汤”。

拖欠工程款

择良辰吉日，法院审判大楼工程于2001年2月隆重开工。这幢大楼一共6层，总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按照合同的要求，工程将于336天内完成。也就是说，一年之后，法官们就可以在新的审判大楼内庄严地审案了。

工程最初进展得很顺利。2001年7月，工程队就完成了垫资建设的土建基础和第一层、第二层主体工程，并向法院递上了第一份“申请拨款报告”———按照私下签署的协议，该法院拨款了。

事情有点不妙：递上报告十多天，一点动静没有，而这时工程已经进展到第五层。为此，王国新跑了几趟法院，均无结果。8月1日，他只得向法院递交了申请停工的报告。

眼看工程要停下来，法院开始拨款了。从后来的情况分析，这次停工被法院认为是一种“要挟”，成了双方矛盾的起点。

8月31日，工程已着手准备第六层的备料，王国新又提交了申请拨款报告。让他觉得怪异的是，法院从不对这些报告签收，每次送去，负责工程的林小文副院长总是说，“知道了，就放这儿吧。”

12月13日，双方再次爆发了冲突。在施工期间，法院几次修改了建筑设计，增加了不少工程量，而拨款又时有时无，既不按合同，也不遵守私下签订的协议。王国新为此再次提交了停工报告。

“法院现在没钱，工程你们先做下去吧。”林副院长这样要求。王国新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停工吧，已经垫付了几百万；不停吧，法院又不拨工程款。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的一件事，让矛盾开始激化了。

按照合同的规定，承包人以519万元价格包工包料，建筑材料自然由其采购，但法院这时却“推荐”了几个厂家，并且指定了规格、颜色，乃至采购价格，要求王国新必须按此付款。

这个明显违反合同的“采购”，同样是以私下签协议的方式办理的。记者看到，协议一共指定了8种产品，总价值为25万元。法院院长张万龙和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铭荣，分别在这份怪异的协议上签字。

从日期上来分析，这份协议出现在王国新提交停工报告的当天，显然也颇值得玩味，其后，王国新支付了这笔横空飞来的采购款。但事情并未好转，法院的拨款仍不见动静。2002年1月20日，工程停工。

王国新无疑窝了一肚子火，他隔段时间去一次法院，找院长张万龙，找副院长林小文，得到的答复是，“现在没钱，等有钱再说吧。”

停工7个月后，王国新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法院通知他，“可以复工了”，随即恢复了陆陆续续的拨款，不过仍是跟不上工程的进度。王国新这次学乖了，8月25日，他提交的申请拨款报告开始了“改革”，列出详细的项目和费用，并要求拨付后再施工。

就这样磕磕碰碰地拖到了2003年6月，工程进入了内装修阶段。这时王国新累计完成的工程量，价值达到530多万元，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而法院拨付的款项仅为280万元，远远落后于进度，并且又一次停付了，“没钱”。

不得已，王国新再次提出停工。这时候，他已经欠下民工30多万元工资，被民工们威胁“要告到法院去”。

这次停工看来把法院惹恼了。在双方的协调会上，法院的态度很强硬，“钱现在没有，但必须马上复工。”会上法院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后续的所有内装修工程，按100万元的价格结算，而按合同原来的测算，这部分工程的预算为160多万元。协调会不欢而散。

驱逐承包商

2003年8月1日，北流市建筑工程公司接到了法院一份“气势汹汹”的函件，要求要么把项目经理换掉，要么就解除合同。这份函件中，法院还特意强调，是“法院党组研究决定”的，并要求对方“收到后三日内回复”，但对工程款的拨付，却只字未提。

13天后，建筑公司给法院回了一封信函，其中引用了《合同法》的3款规定，要求法院依法行事。函中说，根据合同专用条款规定，贵院拨付已完成工程的进度款后，我方可继续施工；根据合同通用条款规定，贵院可建议更换其认为不称职的项目经理，但应提出充足的理由；根据合同通用条款规定，贵院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必须在按合同约定支付已完成的工程价款和造成的损失之后。

北流市建筑工程公司的答复，看来让法院碰了个“软钉子”，而且引用的均是《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对法院的人来说，自然是耳熟能详。

法院的矛头转而指向王国新。9月20日，盖着法院大印的一张“通知”送到了王国新的手里。这次法院的措辞十分强硬：“根据上级要求，经本院研究决定，请王国新于2003年9月25日撤出工地，逾期后果自负。”

王国新决定看看这个“后果自负”到底是什么，“法院要是不按法办事，可总得讲讲理吧。”他告诉本报记者，“欠债还钱，这是几千年的基本道理。你要赶我走，起码得把工程款付了再说啊。”

一直到11月份法院始终没动静。就在王国新以为“进入僵持阶段”的时候，法院传来了消息：经过再次公开招标，审判大楼工程交给了北流市土木建筑工程公司。

“这可奇怪了，我的合同还没解除，怎么又跟别人签合同？”王国新说，“这不是一女嫁二夫吗？”

不过王国新这时候已经没有精力去推敲“奇怪”的事了，他被手下的几十个民工逼得团团转。为了讨要工资，工头们几乎每天都到他家去“堵门”，到建筑公司去静坐。

建筑公司试探着给法院打电话，“民工们要工资，是不是到你们那里去？”法院的负责人说，“来就来吧，不要干扰法院正常上班就行了，干扰公务我就扣起来。”

追着王国新要债的，还有材料供应商，王国新被逼得焦头烂额。一直到大年三十，他都在东挪西借，应付这些债主。

没等他喘过气来，农历正月十三（2004年2月3日），工地上就闯来了不速之客——十多个民工叫嚷着要搬东西清场，随行的还有六七部警车，十多个法警。

工地看门的老头儿蔡碧一看这阵势就慌了，赶紧给工地的负责人肖世强打电话，肖世强当时还不太相信

“法警也来了？不可能吧？”

蔡老头不愿开铁门，门外的法警们生气了，“不开门就对你不住了。”蔡老头害怕，抖抖索索开了门。

下午2时，肖世强赶到现场，找负责人理论，“现在没解除合同啊，为什么来拆我们的东西？”

一个自称是队长的法警说：“不要在这儿罗嗦，再说就是妨碍公务，把你抓起来。”

肖世强也不敢多说话了，退到一边。

十多天后，北流市土木建筑工程公司进场施工。4月6日，记者前往采访时，看到工地上一片忙碌，工头胡海生告诉记者，“工程的承包价168万元，主要是内装修，大概要120天完成。”

对于此前的纠纷，胡海生有所耳闻，“我们不想掺和进去，那是他们的事情。”不过工程队无疑表现得十分谨慎，胡海生告诉记者，“我们考虑过很长时间，现在是一月一次结算，工程量我们限制在每月20万元以下，不付款就不施工。”

何处讨说法

到现在为止，法院没有给王国新任何说法。4月5日，记者前往北流市法院采访，听到记者的身份后，楼上的办公人员纷纷走避，记者在4楼逐间房寻找院长办公室，有几间房始终房门紧闭。

记者随后来到院办公室，要求面见张万龙院长，办公室一位办事人员竟告诉记者，“我新来的，不知道院长在哪儿办公。”

一小时后记者见到了法院办公室主任黄捷。他表示，已经请示过张万龙院长，“在没有上级法院的批准之前，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这是法院的行规。”

“什么叫知法犯法？得由权威部门认定才行。”黄捷拍着记者的肩膀说，“不是记者说就行了的。”“那由哪个权威部门来认定呢？”黄捷说，“当然是法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