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线城市消费分化看消费政策方向：如何理性看待北京消费？

（以下内容从中国银河《从一线城市消费分化看消费政策方向：如何理性看待北京消费？》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2025年以来，北京社零增速不仅弱于全国，也显著落后于上海、广州、深圳，且宏观变量难以解释北京与其他城市社零在今年“突然”出现的分化。是什么让北京消费在一线城市中掉队？我们以上海为例，对比京沪两地社零的分项情况，将北京消费偏弱的原因概括为几大结构性约束：
一是限购政策导致北京汽车以旧换新更快退坡。在2024年高基数下，汽车零售对京沪两地均有拖累，北京所受拖累更大。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之初，北京凭借更高保有量率先释放大量换购需求，但进入2025年后政策红利消退，在限购政策压制下新增购车无法形成有效承接，导致其汽车销量回落更快、表现明显弱于上海。
二是北京更高的刚性支出占比削弱了可选消费弹性。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显示，北京在居住、教育、医疗等必需性支出上的占比明显高于上海，挤压了服饰、文娱等可选消费的弹性空间。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北京家庭对未来现金流的审慎情绪更强，可选品类增长相对平淡；而上海凭借更多元的消费场景和更强的服务业供给，可选消费在2025年表现更为坚挺。
三是总部型经济导致的统计外溢使北京真实消费被“低估”。通讯器材、家电、文化办公用品等品类是以旧换新政策的重点支持方向，但北京上述品类增速显著偏弱，部分品类零售增速显著为负。原因在于近年来大量企业在北京设总部，却将销售法人、结算主体和仓储物流设在外省市，3C、电商、办公用品等行业尤为突出，导致大量由北京完成的消费被计入外地法人名下，形成统计意义上的零售额外溢。
四是人口流量偏弱带来的线下商业活跃度受限。北京人口流量修复弱于其他一线城市，地铁客流恢复至2019年的90%，明显低于上海、广州和深圳；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教培、互联网等高频通勤行业收缩与外来人口回流偏弱，使线下商业与文旅消费活跃度不足。与此同时，外来游客的复苏对上海消费带来了额外拉动，消费场景更繁荣，北京受限于城市功能外来游客对消费的额外拉动相对有限。
尽管受到多重结构性约束限制，北京消费并非缺乏修复动能。一方面，北京居民未来就业与收入信心在今年以来持续回升，表明预期端正在企稳。另一方面，北京金银珠宝零售也持续实现较高增长，体现出北京中高收入群体在资产配置与品质消费领域的韧性，10月当月北京社零同比已反弹至12.6%，具备一定的恢复弹性。
北京消费偏弱的原因也对“十五五”时期消费政策具有启示意义。一方面，北京的消费修复关键在于缓解自身结构性掣肘，例如优化限制性消费措施、提升中高端消费供给、减少统计外溢、降低居民刚性支出负担等；另一方面，城市间消费的差异化特征将长期存在，在消费政策从普惠刺激向精准支持转型的背景下，各城市需要基于其产业结构、人口构成、统计模式和消费场景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工具包。面向“十五五”，因城施策补齐结构短板、打通消费堵点、提升消费基础设施与服务供给将成为稳定全国消费增长的关键方向。
风险提示
1.消费修复节奏的不确定性风险
2.政策落地及执行力度的风险
3.统计口径变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