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深度报告：基于38个国家的比较：为何我国消费率偏低

（以下内容从东吴证券《宏观深度报告：基于38个国家的比较：为何我国消费率偏低》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我们将居民消费率拆解为两类6个因素，并跟38个国家进行国际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我国居民消费率低的原因主要是消费倾向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并不低，但这可能并不意味着居民部门“有钱不愿花”，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仍然是促消费的重要选择。
我们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7.2%，比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53.8%）要低16.6个点。按照：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消费倾向*居民收入比重，接下来我们分别从消费倾向和居民收入进行详细拆解。
2、中国消费率低主要是消费倾向偏低。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为62%，而38个国家平均为92.3%，最低是卢森堡的82.1%。
3、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不低，2022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60%，略高于38个国家平均水平（58.2%）。很多观点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占比低于其他国家，源于两个问题：一是样本选择的误差，经常用来做比较的国家，居民收入比重都高于我国，如美国（75.2%）、日本（63.1%）、英国（63.7%）、法国（64.5%）、德国（63.2%），但不常比较的北欧或者欧盟27国整体来看，居民收入比重都低于我国。二是口径差别，很多观点使用中国微观收入口径，但2022年居民收入的微观数据比宏观数据要少20万亿。
4、我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GDP比重（61.4%）低于38国平均（63.2%），初次分配里非财产性收入特别是劳动收入并不低，按照“劳动报酬+营业盈余”来看，中国为58.2%，38国平均为57%。
5、财产净收入水平偏低是我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低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2022年我国居民财产净收入占GDP比重为3.2%，而38国平均为6.2%。
6、我国居民财产收入形式单一，主要依靠存款利息，企业给居民的分红收入严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22年，我国财产收入中76.2%来自于利息收入，只有10.2%来自于企业分红，表明居民财产收入依赖于存款利息，企业分红太低。相比之下，38个国家平均来看，利息收入占财产收入的比例只有19.4%，而红利收入占财产收入的比例高达55.7%。
7、二次分配环节，2022年，我国居民转移净收入占GDP比重为-1.4%，比38个国家均值-5.0%要高3.6个点。
8、我国居民二次分配净收入偏高，主要原因是税负轻。居民转移净收入=居民缴纳所得税和财产税支出+除纳税外的转移净收入。2022年，我国居民缴纳的所得税和财产税占GDP比例仅为1.2%，比38国平均8.1%的水平要低6.9个点；我国居民“除纳税外的转移净收入”占GDP比例为-0.1%，而38国平均为3.1%，表明社保保障相对不足。
9、既然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高于国际平均、消费倾向低于国际平均，是否说明我国居民部门“有钱不愿花”？并非如此，由于个税和财产税主要影响少数中高收入者，因此剔除中高收入者后，对大多数居民而言，我国跟其他国家居民收入比重的国际比较结果可能是61.3%VS66.3%，而非60%VS58.2%。即中高收入者存在“有钱不花”、消费倾向低的现象，但大多数居民仍然是有消费意愿但缺少消费能力，因此2025年4月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是很有必要的。
10、居民所得税和财产税的税负轻并不一定有利于消费。我国居民税负和社保净收入“双低”的格局，意味着二次分配环节没有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利于促进消费。我们发现，如果将居民个税和财产税的税负提高到跟38国平均水平一致，提高税负的同时提高转移支付水平，将增加的这部分税收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全部给予中低收入者，可以实现居民部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增加1.6万亿，居民消费率提高1.3个点、消费倾向提高2.2个点。
风险提示：（1）国际比较在细节上可能存在误差，比如各国统计制度的差异未能完全反映，我国可能将为居民服务的非盈利组织计入广义政府部门，而其他国家可能计入居民部门，这不影响我们的结论，但可能带来一定的统计差异风险。（2）数据相对滞后，官方发布的匹配收入分配的宏观消费数据目前仅更新到2022年，但受到外部冲击影响，2022年是中国消费的次低谷（仅次于2020年），可能不能完全代表常态下的中国消费情况。（3）国际比较的广度仍有不足，如目前的38国数据没有包含东南亚国家，并且大部分国家的历史数据仅能追溯到90年代末或00年代初，样本覆盖面仍有不足，不能完全排除国际比较带来的结论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