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周报第13期：人口的转变：东亚“低生育率”的背后？

（以下内容从国金证券《政策周报第13期：人口的转变：东亚“低生育率”的背后？》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相较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5左右的欧洲地区，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当前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其背后有何特殊缘由？本文系统梳理，可供参考。
一、生育率的“洼地”：当前东亚总和生育率为世界最低，过去六十年间大幅下滑
196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1963年东亚总和生育率达到有数据以来的峰值6.53，之后其总和生育率持续下滑。1991年，东亚生育率下滑至1.92，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1998年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接近“生育警戒线”为1.51；2021年东亚总和生育率下滑至1.17，为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地区。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或可部分解释东亚地区总和生育率下滑。随着东亚地区人均实际GDP从1970年的1800余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1.38万美元，其总和生育率也从5.39下降至1.17。同时，2021年数据显示，生育率较低的韩国、日本等典型东亚地区国家的人均GDP、平均预期寿命和婴儿存活率均处于世界较高水平。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亦可部分解释东亚国家的低生育率。东亚代表性国家中，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达71%；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则从1968年的54%增长至2022年的74%，韩国则从1980年的46%增长至2022年的62%。日本、韩国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也不断提升，2021年均超五成、高出OECD国家超6个百分点。
二、东亚“低生育率”的背后：婚姻关系或是其生育的重要前提，育儿等成本较高
东亚婚育模式一般遵循“结婚-生育”的次序，婚姻关系或是生育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较晚的初婚年龄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初育年龄、降低总和生育率。2020年，冰岛、法国、瑞典等欧洲国家的非婚生育率比例超50%，相比之下，韩国、日本非婚生育比例则不足3%。2019年，日本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1.2岁、29.6岁；韩国男性、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3.4岁、30.6岁；日、韩的初婚年龄均高于美国、接近欧盟。
随着部分东亚国家在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其就业竞争加剧、劳动强度提升、育儿成本较高等因素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居民初婚、初育时间、降低其生育意愿及能力。日本、韩国、中国等东亚代表国家年均工作时长持续高于欧洲地区，2022年韩国、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时长均在1900小时以上。同时，中国四大一线城市及中国香港、韩国首尔等东亚地区代表性城市房价收入比位于国际前列，抚养孩子至18岁所花成本亦处于世界较高水平。
此外，东亚女性工作、育儿“难两全”的状态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生育意愿。2022年中国、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71%、74%，高于欧洲地区；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4%、持平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外，韩国、日本女性相对男性家庭无偿工作时间比位于OECD国家前列。工作、育儿“难两全”一方面降低育龄女性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降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日本女性平均期望子女个数从1982年的2.3下降至2021年的1.8。
风险提示: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超预期，人口政策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