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政策节奏之于中国。欧美经济增长放缓初现，但情况有所不同，美国二季度企业去库存拖累GDP 增长，消费和出口仍有正向贡献，欧洲尽管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但居民消费已放缓，随着新冠疫情后经济重启效应的消退，能源危机、高通胀和货币政策收紧等多重压力下经济衰退隐忧或加重。当下海外货币政策主要考虑因素除了通胀外，经济增速放缓更需要纳入考虑，基于此欧美未来货币政策主要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性基于欧美经济短中期不会陷入衰退的假设下，短期为了控制通胀，货币政策收缩幅度仍然较强，中期四季度考虑到经济增速放缓以及通胀的回落，加息幅度或逐渐放缓；第二个可能性基于欧美后续经济面对的压力更大，如果陷入衰退中，可能迫于经济下行压力，加息节奏放缓明显甚至出现提前停止加息的情况。从历史的角度看，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于我国有一定的溢出效应，金融危机后主要的背离有两次，与2022年中美货币政策背离更有可比性的是2014-2016年间，海外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资本流动及汇率两个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影响。
疫后货币政策方向重点之结构性政策。从近年央行政策看，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都在发挥作用，相较于数量调控，价格调控的重要性逐渐升高，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快速发展是在2014年之后，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之后结构性政策的重要性逐渐凸显。首先，疫情对于某些领域，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行业等造成冲击较大，需要定向支持的政策引导资金流向需要扶持的领域；其次，我国与其他主要国家复苏进度及货币政策周期不同，我国采取较克制的方式，结构性货币政策在疫后的效果更直接；第三，今年财政提前发力，结构性政策相配合更加契合。下半年预计货币政策维持稳中偏松基调，主要发力点仍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继续支持财政扩大内需，长期随着疫情因素的逐渐减弱、经济恢复稳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在更多重点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变化的可能性及对资产的影响。通胀方面，下半年受海外紧缩政策及需求增长放缓等影响全球通胀或整体回落，输入型通胀压力也将有所回落，通胀压力或整体仍处于可控区间，对国内货币政策影响相对有限；海外政策方面，当下我国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小于2014-2016年间，但大于2018年的程度。若海外货币政策维持短期加息力度仍大，下半年加息力度循序渐进放缓的节奏，人民币或有继续小幅贬值的可能，且外汇储备规模可能较当前位置有所下降，若跌破3万亿美元对于国内货币政策掣肘作用加大，建议重点关注9月欧美的货币政策节奏。从之前经验看，金融危机后，我国货币政策受海外影响逐渐降低，相较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国内经济运行情况是决定货币政策的更重要因素。从资产表现看，中美货币政策背离期间，人民币汇率整体贬值，国债收益率有所下行，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下跌，股市表现分化，受政策支持领域及疫后恢复领域表现或较好。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控制不及预期，国内复苏不及。预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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