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国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5%左右，我们认为这是在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情况下的理性选择，在稳增长政策发力的情况下，5.5%目标是有望实现的。然而，3月以来我国疫情的反弹对经济运行形成了明显的扰动，一季度我国GDP 同比4.8%，二季度GDP 下滑压力明显增大，全年实现5.5%目标难度大幅提升。
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明确了今年依然坚持5.5%左右的GDP 增速目标并未松动。近期在货币宽松、基建、房地产、消费和外贸等多方面的政策密集出台，稳增长政策加码的方向十分清晰。目前当务之急仍是疫情防控，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稳增长政策组合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力。
首先，可考虑发行特别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能力。今年疫情一方面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导致防控相关以及民生救助相关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疫情引发的预期外的财政减收增支对全年财政预算带来明显的干扰。政府有必要扩充资金来源，发行特别国债值得考虑。目前与2020年有类似之处，同样处于疫情冲击经济，财政政策需要明显发力的阶段，发行特别国债具有必要性。从可行性角度来看，我国政府杠杆率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来看并不算高，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我国中央政府加杠杆，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稳增长具有可行性。
其次，应重点加强保主体、促就业方向的财政支出力度。在疫情冲击下，居民和企业出现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的倾向，此时政府必须承担财政加杠杆的责任，通过政府资产负债表扩张来稳住需求，并通过经济循环带动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修复。针对企业部门，应积极通过税收、补贴、融资等多角度改善企业现金流。应加快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的发展，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为困难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增信、流动性支持等服务。针对居民部门，可以借鉴美国做法的经验和教训，考虑通过消费券等形式进一步加大对居民的消费补助力度，特别是受疫情影响出现生活困难的低收入群体。
第三，基建与房地产，要在长短期目标之间求得平衡。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就需要平衡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使用既能有效稳定短期经济运行，又符合长期经济调结构、控风险的政策手段。
围绕城镇化开展的“铁公机”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必须扩大领域，应与我国加大科技创新、推进新基建的方向相结合。房地产领域要在短期“因城施策”稳地产与长期“房住不炒”之间取得的平衡，部分城市楼市供过于求，房价下行压力较大，可适当刺激需求以消化库存压力；但部分城市供需结构偏紧，大幅放松可能带来房价快速上涨压力，此时应供需两端着手，促需求的同时也要促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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