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类经济发展模式的代表:G7与L7。纵观全球,我们认为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G7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等,其典型特征是人均经济水平稳步向上,且顺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类是以L7为代表的经济体,包括巴西等,其特征是在经历短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长期徘徊于中等偏高收入阶段,无缘高收入国家行列。
2、两类经济体宏观金融层面的差异比较。从经济增长层面来看,无论是变化趋势还是绝对水平,二者并无本质差异。从通胀层面来看,G7经济体通胀温和健康,而L7经济体则遭遇过较为严重的恶性通胀,经济一度陷入滞涨。从资本市场层面来看,两类经济体的长期回报基本相当,但在波动性层面差异巨大。
1、杠杆控制与产业升级是道路迥异的根本。从经济政策层面来讲,我们认为杠杆率的高低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两类经济体发展差异最关键的两个方面。
2、主趋势的抉择:在于产业政策的递进,非短期货币财政政策的刺激。在政策层面上,短期更关注货币、财政政策的影响;从长周期来看,它们的重要程度远逊于产业政策。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产业递进的重点在于:(1)产业结构上,从二产业主导走向三产业主导;(2)需求结构上,从投资驱动走向消费驱动;(3)最关键的是:从初级加工产业走向高科技创新产业。
3、中美贸易争端:短期虽是扰动,长期则是促进。从日美贸易争端来看,贸易争端或会造成短期扰动,但长期来看反而加速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应当立足自身努力,以外部纷争为促进,加快自力更生的创新与产业升级。
在经济增速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美林时钟在中国市场上似乎已经失效了!幸运的是,我们依然有可供参考的更具弹性的大类资产配置框架,即“货币+信用”风火轮。在2018年,我们实质性的进入了“风火轮”的第四象限,即宽货币+紧信用的格局。鉴于货币政策宽松基调的稳定性,以“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为代表的信用扩张指标将是我们未来关注的焦点。
从需求侧层面来说,占比较大的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调控依然从严,这有效地抑制了融资需求的增长。从供给层面来说,在严监管政策下,机构对于非标的需求大幅降低,表外非标的退出将极大地降低社会融资总量增速。除了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原因之外,体制性基因也是约束信用扩张的根本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