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来自于两个方面,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所谓工程师红利无非是指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就我们观察的数据而言,后次贷危机(2011年以来)全球要素生产效率中枢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截止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该中枢有回升的迹象。 目前我们所处的后次贷危机时期(2011年以来)与后大滞胀时期(1983-1995年)非常相似,都是边际收益出现递减,各国开始关注利益分配,保护主义升温;无论是川普当选、英国脱欧、贸易战争都是这一宏观背景下的微观表象。我们认为,即便贸易战没有爆发,始于2016年三季度的包括发达和新兴共振式的恢复也将于今年上半年触顶,然后转头回落,贸易战无非是加剧了上述趋势。“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无论贸易战进行到哪一步,我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应该专注于延续目前的资产负债表修复,避免无效的政策刺激,实现家庭、政府、僵尸企业进一步的杠杆去化,维持金融机构债务余额同比增速低位运行,并致力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法有二,技术进步和制度红利,技术进步可遇不可求,制度红利的释放则可以一言以蔽之,好的制度鼓励财富的创造而非分配。
风险提示:有重要因素未列入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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