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信贷政策的 国际拓展之路

（原标题：结构信贷政策的 国际拓展之路）

为促进经济转型，结构性信贷政策一直受到决策层高度重视。在央行最近的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基调是“强化”信贷政策的定向结构性调整功能，这是200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长期的和持续性的政策。即使在2009年的信贷过度扩张时期，鼓励金融机构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也为货币当局所倚重。

不过，从宏观调控功能的对应工具角度，以货币政策实现结构调整目标，通常收效较慢。经济学的分析表明，结构调整功能更多地应依靠财政手段，货币政策通常对应的是总量目标。因此，要发展中小企业、增强经济活力，财税政策和当前热议的“放、管、服”改革，应当承当主要作用，货币、金融手段对中小企业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即使解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不解决，中小企业也还是很难获得大的发展。

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存在，但这不妨碍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银行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还是市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都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现象，因而各国普遍都有不同类型的政策性支持机构和不同内容的扶持体系。我国信贷投向从企业规模角度看，自有央行公开统计数据的2010年算起，中小企业的信贷增长就一直超过了大企业。只是，小企业信贷优先增长的局面并不能改变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向房地产的状况：除了楼市首次“双限”政策初期(2010年至2012年)，房地产信贷余额同比增速低于小企业信贷余额同比增长外，楼市贷款增长都要大幅超出小企业贷款增长。2013年至2017年间，房地产信贷增长超过小企业增长的幅度在5%至11%之间，今年上半年，楼市信贷增长仍然超出小企业信贷增长8.2%。由此可见，优化信贷结构和改善流动性结构，理当主要从存量结构调整入手，而不是在增量上做文章。这个事实也说明，由于资金的流动性，货币政策很难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决定性影响，货币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只能是辅助性的。

“三农”、小微企业的运行状况如何，通常被认为是我国经济运行健康与否的重要征象，更是实体领域活跃与否的标志。从这个角度观察，我国的货币政策，就是要将流动性引向实体部门，尤其导入“三农”和中小企业领域。只是，除非信贷投入的部门是个封闭的市场，新增流动性最终仍将会有相当部分外溢，优化流动性投向的结构性信贷政策效应，最终仍将转化为货币政策的总量效应。而在当前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结构性信贷政策在对外经济、金融交往中，却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实际上，信贷结构政策最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正是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

在信贷领域，“移向质量”在经济低迷时期通常要盖过结构性信贷政策的效应。笔者认为，从结构性信贷政策的有效性角度，将眼光从国内转向国际，从国际视野优化结构信贷政策，结构性信贷政策的优先领域从国内部门或类型，转向海外贷款，应能更有利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开放发展。

受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和资本项目开放状况的影响，我国金融机构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主要集中在境内，境外贷款份额不到0.4%。对境外发放人民币贷款，自然就是人民币的海外投放，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增加境外人民币放贷，显然会直接带动海外对中国商品和资本需求的增加。通过境外放贷流出去的人民币，要么通过商品购买回流中国，要么以以下两种形式留在境外：形成外国政府和机构的外汇储备、国外资产，成为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上的流通货币；通过贸易渠道回流中国，或者成为国际商品交易中的流通货币。人民币实际上就充当了国际结算货币；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流通货币，人民币就成了国际投资货币。成为外国政府和机构的外汇储备、国外资产构成，就是国际货币的最高级形式——储备货币。

可见，审慎推进对外放贷，促进开放发展，不仅可以直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且可以带动中国外贸的发展。从二战前美元国际化的起步阶段看，海外放贷是其国际化重要步骤。境外放贷发展带来的人民币海外积累增多，当然也会增加汇率管理的难度。不过，汇率冲击的影响上升，是任何货币国际化程度上升的伴生物，一国对汇率管控的经验和实力，也是决定货币开放和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如何，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体现的是该国的综合实力。

(作者系中国金融研究院(华东师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