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杠杆”要去 “好杠杆”该加还是要加

（原标题：“坏杠杆”要去 “好杠杆”该加还是要加）

4月2号，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到“结构性去杠杆”，但最近的政策表态，已经从“去杠杆”变为“稳杠杆”。那么，杠杆还要不要去？近期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又要来一轮“加杠杆”？

4月底资管新规落地之后，5月和6月是去杠杆的高峰期，企业的日子比较难过，都表示缺钱。所以，央行和财政部互怼，央行认为财政政策还不够积极，一个是税收增速远高于GDP增速，而且财政赤字率还下降了，没有达到两会设定的3%的目标。还有一点，央行觉得财政部应该向银行注资，不然企业的流动性都要出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都需要银行来支持，银行资本金不足，根本没法配合。从近期的动态来看，政策已经对此做出反应。

宏观政策调整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财政政策可以说是拿出了看家的本领，比如投资2700亿的川藏铁路正式开工。积极的财政需要货币政策配合，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定调，也变为“保持中性，且松紧适度”。随后，央行在上周利用MLF向市场投放5020亿人民币，加大支持城投和民营、小微企业。可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性再加强，政策转向已经明确。但是另一方面，去杠杆仍在继续。8月8号，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联合发文，推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参与债转股，区分不同行业和企业类型设置资产负债率红线，推动企业去杠杆。所以，未来的政策动态就是在稳杠杆的情况下结构性去杠杆。

宏观杠杆率变化

M2/GDP与非金融部门总债务/GDP这两个指标，均可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分母相同，但分子不同。M2的主体为银行存款。根据货币内生创造机制——贷款创造存款，存款与银行信贷是等价的，但其前提条件是不存在金融脱媒。在存在金融脱媒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转换，如将传统贷款转换为同业拆放、信托贷款、应收款项和证券投资，存款与贷款就会出现背离。非金融部门总债务，相当于广义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是流动性的归宿，除了银行信贷、还包括直接融资、信托融资和广义基金等。对中国而言，银行仍然是主要的金融机构，M2与非金融部门总债务的交集的主体就是银行信贷。那么，M2/GDP与非金融部门总债务/GDP的剪刀差，即可视为金融脱媒的程度，也可看作影子银行活动的规模。

另一方面，这两个指标的倒数，可以看作债务产出效率。如GDP/非金融部门总债务，可以看作实体经济部门每一块钱债务的总产出，GDP/M2表示一单位广义货币的总产出。指标上升就表示债务产出效率在提高，反之则在下降。那么，非金融部门总债务/GDP在下降时，就表示债务产出效率在提高。

右图用这两个宏观杠杆率指标的走势及其趋势对比，将21世纪前20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分为3个时代——“黄金时代”、“镀金时代”和“至暗时刻”。

自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开放叠加改革的双引擎，助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其中，2003年第三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这5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如图所示，两个宏观杠杆率指标同步下行，债务产出率不断提高。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非金融部门总债务/GDP位于M2/GDP上方，这一点在2009-2011年“4万亿”时期出现了反转。

考虑到市场自发出清可能引发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中国于2008年11月推出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目的在于扩大内需，以应对外需的急剧萎缩。由于资金来源的主体是银行信贷，所以，从右图可以看出，2009-2011年，两个宏观杠杆率指标的走势基本重合，上升速度也是最快的。逻辑是，银行信贷一方面对应着实体部门的负债；另一方面，基于“贷款创造存款”的原理，信贷回流银行，形成银行的负债——存款。所以，二者走势高度重合。这说明，资金仍留在表内，并未出现金融脱媒。但2011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式的“影子银行”。

去杠杆三部曲

中国去杠杆实际上经历了三部曲：稳杠杆、移杠杆和去杠杆。稳杠杆的方式是“堵”，移杠杆的方式是“疏”，去杠杆的方式是“破”。体现在政策层面，首先是2016年国庆期间全国各地出台的房地产限购、限贷等政策，意在“堵”杠杆资金的去向，防止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其次是央行自2017年元旦开始利用结构性工具引导金融市场利率上行、降低调节频率，意在提高期限错配成本，降低风险偏好，也是一种“堵”；其三，金融监管层层加码。设立金稳委，作为金融监管的协调机构，搭建统一监管框架，排除监管盲区，防止政策不对称导致的监管套利。在完善监管的基础上，监管层发布“资管新规”，直指大资管行业“百万亿”资金，强力破刚兑、去嵌套，这是在“疏”。我们认为这是打中了影子银行的“七寸”，银行理财和券商资管都将面临整顿。至此，金融整顿针对的是金融市场上由于资金链叠加形成的杠杆。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收缩，必然会引起实体融资成本的高企，可能与实体去杠杆是背道而驰的。

区分好杠杆与坏杠杆

当前的政策困境在于，首先要区分“好杠杆”与“坏杠杆”；其次，如何把“坏杠杆”去掉？中央财经委于4月2号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的概念和思路(但在理论界和政策的实际运用中，要更早一些)，明确将国有企业中的“僵尸企业”列为重点，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如图所示，截至2017年三季度，非金融部门总债务/GDP的指标已经开始企稳。但M2/GDP指标最早在2016年三季度就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回落，二者的剪刀差反而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直观的解释就是，银行信贷下降速度超过了非信贷类债务。这一点也可从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下行得到证明。由于BIS的数据只更新到2017年三季度，有一定的滞后性。结合当前金融监管和去杠杆政策，我们认为，政策意图是要使得剪刀差会不断收窄，而且正在逐步实现。原因在于，自2017年7月开始，社会融资存量和增量的同比增速均以较快速度下行，其中存量同比增速至今一直位于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下方，这说明非信贷类融资规模正在逐步收缩。

去杠杆进入下半场，即从金融去杠杆转向实体去杠杆，而这才是去杠杆的“至暗时刻”。资管新规预留的窗口期截止到2020年底。要想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挤掉金融市场中由于资金嵌套和金融杠杆累积的“水分”，并去掉实体经济中的“坏杠杆”，不经历阵痛期是很难办到的。4月底资管新规落地，5月份的金融市场便出现多重扰动，如债市信用违约事件频发，民间融资成本快速上升等。此阶段，货币政策对于流动性的把控注定是试错的，这就突出了动态性质的宏观审慎管理(MPA)的重要性。如前所述，用加息的方式去实体部门的杠杆，会推升实体融资成本。在债务存量较大的情况下，反而会迫使债务部门加杠杆。如果再叠加流动性收缩，结果就是债务违约和企业的破产清算。不破不立，以“破”的方式去杠杆，阵痛不可避免，这或许是现有二元体制约束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为了防止出现“谨慎悖论”和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央行扩充了MLF抵押品的范围，包括不低于AA级的小微企业、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一方面可以释放一定量级的流动性，防止债市违约风险继续蔓延，给金融市场“压压惊”；另一方面还是有针对性地增加小微企业、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务的流动性，这也是“结构性去杠杆”的内涵，政策隐含的是将这些担保品划入了“好杠杆”之列。选择小微企业、绿色和“三农”金融债，意在控制规模，所以不应看作中国版“QE”，说明这只是去杠杆过程中的微调。

那么，中国到底还要不要去杠杆，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不是与去杠杆相矛盾。笔者认为，并不矛盾。结构性去杠杆的同时，又要稳杠杆，恰恰表明，要把“坏的杠杆”去掉，同时，为了经济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速，为去杠杆营造一个好的环境，那些“好的杠杆”，该加的还是要加，这样才是资源的合理配置。那么，谁是“好的杠杆”？很明显，民营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要高于国有企业，这基本是共识，所以从政策角度来看，都有向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倾斜，而且他们可能最容易被去杠杆“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