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级农商联合银行密集出手！农信改革“上参下”加速破局

业内人士指出，广西农信系统“上参下”改革正加速实质性落地，意味着省级机构正通过股权纽带重塑全区农信系统的治理架构，这对未来区内机构统筹调配资源、化解局部风险，提高整体协同性均有裨益。

券商中国记者梳理监管批复信息发现，自今年5月至今，广西农商联合银行的股权投资动作频频。具体来看，该行主要通过参与定向募股和受让现有股东股权两种方式入股基层法人机构。

在参与定向募股及认购方面，6月11日，广西金融监管局同意广西贺州桂东农村合作银行、广西平果农村合作银行的定向募股方案，并同意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分别投资入股6000万股、2133.4280万股，占上述两家机构定向募股后总股本的11.53%和13.94%。此外，5月7日，该行获批认购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3665.3617万股股份，持股比例达5.87%。

在受让股权方面，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先后获批受让多家辖内农商行的股份。5月20日，该行获批受让11名股东持有的广西资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受让后合计持股比例达7.31%；6月1日，该行获批受让广西崇左农村商业银行部分股份，受让后该行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达5.36%；6月4日，获批受让乐业农村商业银行部分股份，受让后持股比例为7.29%。

作为本轮全国农信社改革中较早落地的省级农商联合银行之一，广西农商联合银行的组建与发展备受市场关注。

2024年1月，监管部门批复同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基础上组建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同年2月，该行在南宁正式挂牌开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末，广西农商联合银行资产总额14944亿元，存款余额12526亿元，贷款余额8700亿元。一季度，该行实现经营利润49.27亿元，同比增加5.16亿元。

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为何加速推进“上参下”改革？

本轮农信改革启动前，我国农信社体系普遍采用“下参上”模式。自2003年国务院启动改革试点后，各省相继组建省农信联社，由辖内市县法人农信机构出资参股，形成“自下而上”的股权关系；但省联社同时又承担着对市县机构的管理职能。

“由此衍生出制度悖论——市县法人机构是省联社的股东，而省联社却是市县机构的管理者，被业内戏称为‘花钱买个爹’。”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在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指出。

这种倒置的股权关系在金融环境变化中暴露出多重短板。

董希淼向记者表示，一方面，市县农信机构普遍规模小、资本补充渠道窄，当面临资本充足率下滑时，省联社缺乏以股权为依托的常态化注资通道；另一方面，省联社对基层的管控过去多依赖行政命令，容易产生“干预越位”与“管理缺位”并存的现象，基层机构在双重身份间权责模糊。

不仅如此，全省农信系统缺乏统一资本纽带，在经济发达省份尚可运行，但在发展差异较大的地区，省联社难以通过市场化手段统筹调配资源、化解局部风险，整体协同性严重不足。

而“上参下”的改革模式，正是理顺农信系统内部产权关系的关键步骤。

“‘上参下’通过资本纽带将管理权限与股东权利统一起来。省级农商联合银行作为股东进入市县法人机构的股东会和董事会，依托股权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从而在公司治理的法定框架内实现对基层‘到位不越位’的管理。”董希淼指出，对于部分股权结构分散的法人机构而言，省级平台适度持股有助于形成有力的制衡机制，防止内部人或大股东控制风险。

在防范化解风险与协同发展方面，股权纽带的强化也将释放多重制度红利。

除通过直接注资有效补充基层核心资本外，董希淼举例：“信贷资源上，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可通过内部平台在全省范围内调剂资金余缺，解决基层‘旱涝不均’问题，使资金更精准地流向急需的县域和‘三农’领域；科技系统上，能够统一研发运维核心系统，破解过去市县法人机构各自为政、重复投入的困境。”

自成立以来，广西农商联合银行持续推进“上参下”工作，2025年已推进三批次投资参股61家市县农合机构。业内人士表示，经过本轮密集的“上参下”股权运作后，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与辖内法人机构的资本和管理联系将更为紧密。

扩大范围来看，在“一省一策”的农信改革大背景下，“上参下”已成为全国多地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强化基层管控、化解风险的共识性路径。

以全国首批采取“上参下”模式改制的山西农商联合银行为例，自2023年完成改制以来，该行陆续获批投资参股、收购侯马农商银行、五台农商银行、柳林农商银行等十余家辖内农商行，有效强化与基层法人机构的实质联系、化解存量风险。

此外，2025年末，江西农商联合银行获批参股省内近20家农商行；贵州农商联合银行获批受让16家农商行及5家农信社股份。

2026年初，山西省农商行系统召开2026年度工作会议，会议也明确提出“上参下”投资要再扩容，县联社改制要提速，并继续推动村镇银行的吸收合并工作。

不过，改革纵深推进仍面临现实挑战。董希淼提醒：“省级联合银行必须在‘管控’与‘赋能’之间做好平衡。如何将股权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如何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保持竞争活力，仍是改革纵深推进的关键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