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零过会背后 新股发行撞时代枪口

（原标题：史上首次零过会背后杀手锏 新股发行撞上时代枪口）

2017年11月29日，对资本市场来说无疑是意义深刻的一天：当日上会的3家企业，博拉网络、北京全时天地、重庆广电数字均被发审委挡在了IPO的大门外，“零过会”的首次出现正式宣告着证监会对新股发行“迟疑则否”时代的到来。

促成IPO发审趋严的原因是什么？又会对资本市场产生哪些影响？上市公司应该做出何种改变来适应新的发行政策？投资者又该如何从中觅得投资良机？带着这些问题，《投资者报》记者采访了相关的行业人士以及投行专家，对上述问题一一做了解读。

严格监管利好资本市场

在证监会举行的第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就职仪式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发表的讲话着重强调两点，一、“对于不合规的企业，要勇于投否决票”，二、“要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终身追责”。

对于证监会此次重拳出击的原因，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投行人士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过会率降低应该与2016年新股发行提速结合在一起来看。一方面新股发行提速，使得更多的优质企业得以完成首发融资，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二级市场增加了存量；另一方面近年间如欣泰电器、万福生科、绿大地、胜景山河等财务造假、欺诈上市事件层出不穷，也反映出现有的审核监管体制存在一定改进空间。”

10月中旬，市场传闻因乐视造假上市疑云，多位创业板发审委委员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此时，证监会表态，要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终身追责的首发审核原则。该投行人士认为，证监会此举对市场而言，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利好。

不过，据记者了解，在此趋严的监管形势之下，仍有企业认为，近期证监会针对新股发行的严厉审核是一波“监管浪潮”，如果能够延迟上会，则可以“避避风头”，降低被否风险。对此，上述保荐人表示，“目前通过率骤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会企业资质参差不齐、中介机构准备工作未做到位所导致的。在2018年，通过率会由于企业主动撤回材料或更新申报材料而将有所回升，但这并不代表着浪潮褪去。延迟上会不失为弥补前期工作不到位的一种措施，但不能指望监管会有松懈的时候。”

博拉网络或因三类股东被否

很明显，终身追责是IPO审核趋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终身追责制下，发审委对IPO企业审核的严厉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1月29日，博拉网络作为第一家摘牌清理三类股东后上会的新三板企业，正好撞上了“零过会”的“枪口”，成为今年第8家转战主板IPO被否的新三板公司。

在10月25日的发审会上，博拉网络就曾上会闯关，但是同另一家清理三类股东的新三板公司奥飞数据一起被暂缓表决。有市场人士认为，可能与三类股东监管政策即将出台有关。针对二次上会的博拉网络，发审委关注的焦点是股权代持问题，反复询问小股东是否存在代持。

南山投资创始合伙人周运南此前曾对媒体表示，“这虽然不能证明三类股东或者对其清理导致了公司过会失败，但也表明证监会对三类股东问题还是比较重视和谨慎的，三类股东问题的破解还得等相关指导意见的明确，否则发审委在此问题上依然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市场也期待着三类股东政策的明朗化。”

从博拉网络被否可以看出，如今财务指标已经不再是过会的唯一保障，企业内部控制、治理结构等因素正在成为首发审核的重点。一名不愿具名的保荐人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企业需要全方位无死角地进行规范运作，对于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聘请高度专业的中介机构，按照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原则进行规范。在准备IPO前，必须确保所有材料真实可信，不留疑点。”

券商机构承销收入普遍下降

政策趋严，对于发行人而言，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成本，用以规范企业运作；对于保荐人而言，意味着需要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辅导，花费更多的精力在申报材料及反馈意见上，以确保不留疑点。而对券商机构而言，意味着承销收入将会直接减少。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7上半年，证券公司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显示，129家证券公司实现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169.23亿元；2016年上半年这一数据为241.16亿元，今年上半年这一数据同比下滑幅度接近30%。

与券商一样“受伤”的还有会计师事务所和律所。通过被否的22家企业可以看到，在会计师事务所方面，天健被否的项目数达到5家，立信紧随其后，有4家承接的项目被否，信永中和、安永华明各有两个项目败北；在律师事务所方面，北京海润、上海国浩分别有3个项目被否，上海锦天城、北京国枫等各有两个项目失利。

无疑在重拳监管之下，是否好企业会遭到“错杀”？投行专家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对于上市企业而言，何为‘好企业’？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一下。不是能赚钱的企业就是好企业，可以上市的好企业应该不仅仅有好的业绩，也要有好的治理、管理水平。就目前而言，不能说没有好企业被错杀，如果被错杀，那么主要责任也应该由券商来承担。券商可能在申报材料、反馈意见等方面未能及时让发审委委员消除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