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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成为困扰我国进一步提高城市化进程的重大障碍。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众多大城市的“痼疾”。尽快消除“大城市病”,不仅是城市发展自身的要求,也是我国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城市化是通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按照新经济地理理论,人口和产业向城市地区聚集,不但可以缩短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在知识外溢效应和劳动分工效应的作用下,使城市经济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10%可以归因于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农民流入城镇的过程,有专家测算后发现,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每增加1人,GDP总量平均增加2.34万元。总体而言,在近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在15%以上。

虽然城市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诸多的正面效应,但不可忽视的是,许多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大城市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病”绝大多数已经得到了有效地缓解,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困扰。究其原因,发展中国家出现“大城市病”的根源并不在于宽松的户籍管理制度所导致的人口自由流动,而是城乡二元经济和地区经济差异过大所致。

很显然,中国的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依然存在,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在一些方面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比如城乡差距,2009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达到6比1或更多;在地区差异方面,有研究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扩大到2007年的0.21。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鹤立鸡群”,形成了极大的城市集聚效应。相比之下,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乃至周边地区的发展便成了发展的“洼地”。比如前几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就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