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闲置的救命器

余寒 韩松 刘雪松

最近,张元春接到的急救培训的单子明显增多了,每周都排满了来自企业和社区的急救培训课程。而在一年以前,北京关于急救培训的需求并不多,最窘迫的一次,免费的急救培训课程,张元春只等来了六位听众,那一次张元春花了两个小时为6名听众讲解了急救知识和技能。

张元春曾任北京急救中心院前急救主治医师、北京市朝阳区急救中心院前急救主治医师、中国紧急救援训练中心医疗培训师,现为美国心脏协会AHA认证的心血管急救培训师。但在张元春十年的急救工作中,所有心脏骤停的病患里,只有一起成功案例。

6月29日,金波因为心脏骤停倒在北京地铁六号线并不幸离世,当时先后三位路人对其进行心肺复苏摁压、人工呼吸,五十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病人已经死亡。金波是天涯社区副总编辑,也是“免费午餐”公益活动的发起人邓飞的妹夫。

亲人的遭遇让邓飞立即着手铺开一系列针对急救的公益活动。邓飞告诉经济观察报,“我本来是专注于中国乡村的公益工作,没有想到去做其他领域的基金会,以前觉得心脏骤停和救援是一件很小众的事,距离我们很遥远,但这次事件让我看到这其实是非常急迫的事。”

金波事件让舆论的焦点转向中国急救体系,短短七天内,邓飞就已组织了一批志愿者、AED生产商和急救培训师,试图通过公益的力量促进公共政策的改变。

AED,即自动体外除颤器,又称自动体外电击器、自动电击器、自动除颤器、心脏除颤器及傻瓜电击器等,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它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颤,是可供非专业人员使用的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常被誉为“救命神器”。虽然AED的使用十分便捷,但是目前国内配置的AED尚不允许未受训练的非专业人员使用。

7月8日,邓飞与新浪微博共同发起的“心唤醒”基金,第一批募集通道开启,这笔资金将用于购置AED,并为服务机构提供急救培训。“心唤醒”基金发起后,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在内多个城市的公共设施机构都表明了合作意向。邓飞说,“我们会给一些城市免费提供AED,并配套对人员进行无偿培训。现在北京、深圳部分地铁站、高铁站,还有旅游景点都跟我们明确了合作意向。”

也许未来在金波出事的北京地铁六号线上,会安装上AED,但真正的培训、使用和责任界定还需要更多的制度保障。邓飞说,“这就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做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民间先来,把模型做好,最后肯定需要政府来推进。”

目前,邓飞调动志愿者力量,已经募集到了20台AED,有近200台仪器的捐赠意向已经明确,将免费提供给城市公共服务部门。邓飞说,“其实急救的培训很多地方都已经做过,他们最需要的是仪器。

难觅

事实上,我国配备了AED的公共场所并不多,仅在北京、上海、杭州、海口等城市的部分机场配有AED,张元春说,“一些举办过国际性活动的场馆可能会配备AED,比如当年北京奥运场馆,在奥运会期间都安装了AED,但奥运会结束之后都消失了。”

不仅如此,即便配备了AED的公共场所,AED的使用效率也非常低,常常被闲置。经常往返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邓飞发现,“机场内部分AED居然被上了锁”。

据了解,北京的大型公交枢纽中,只有首都机场配备了AED共76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AED设备被安装在8个不同区域。张元春说,“全北京有几百台AED,首都机场是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但北京地铁站内,各大交通枢纽都几乎看不到这种机子,其他机子主要分布在企业,尤其是外企。”

7月6日,北京地铁2号线安定门站内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我们在入职之前接受过急救培训,由市政府组织的,这个是要通过考试的,而且还会发给我们资格证。地铁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培训,都有这个证书”,但该负责人表示,并不清楚地铁站内是否安有AED。记者在地铁站内并未发现这一设备。

张元春说,“一个人发生了心跳停止,在第一分钟内有人开始救他的话,整体被救活的概率在90%,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人被救活的可能性每分钟会下降7%到10%,我十年的急救生涯,每次赶到病人身边平均都在15到20分钟,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算,等医务人员到场,人被救活的概率几乎为零。因此在公共场所配备AED就非常重要,有时这就是一台救命的仪器。但中国部分机场工作人员对这个仪器并不熟悉,更别提仪器的使用了。”

在中国,公众对AED的熟知度并不高。7月6日,经济观察报在首都国际机场采访的多名旅客均表示,并不知道AED的用途,也不知道机场配备了该设备。此前,张元春在舟山机场通过安检时,由于随身携带的AED而被阻拦,工作人员怀疑该仪器有危险功能,禁止其携带登机。

张元春发现,多家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均配有AED,甚至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上均配有AED,但国内航班上却没有这一设备。

闲置

7月5日,张元春刚刚结束一场急救培训,他给记者展示了一台AED,按照设备上的图示,将两张电极贴片,贴在人体相应部位,开启机器后,机器能够自动读取心率,并发出语音提示,当心率正常时,不会发出电击。张元春说,“这是一台傻瓜仪器,应该是普通公众都能够操作的,而医务人员用的是另外一种设备(手动除颤器)。”

张元春说,“对于一个呼吸心跳停止的病人,我们现在抢救的流程是胸外心脏按压、打开呼吸道、人工呼吸和尽早的心脏除颤,人从生到死之间会有一个过渡状态,可能会出现心室颤动,最有效的处理办法就是除颤,这就需要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在发达国家公共场所中AED是非常普及的,日本每年AED销售量在十万台左右。”

然而,在北京,尽管首都国际机场是全市AED配备数量最多的交通枢纽,但也曾发生过因心脏骤停而死亡的案例,救命神器AED近在咫尺,却被闲置了。据《北京日报》报道,2015年8月16日,301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张永刚在首都国际机场突发心脏骤停死亡,令许多医务工作者唏嘘不已,因为首都机场就配有AED,若周围的人在第一时间及时使用,很可能可以挽救他的生命。

7月7日,经济观察报联系首都国际机场新闻中心,询问在首都国际机场是否有AED成功应用的案例,截至发稿日,对方并未给予答复。

7月6日,记者在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二层国内到达C口看到,在一个并不起眼的拐角处的墙壁上安有一台AED,其上方附有“AED操作指南”及医疗中心电话,记者注意到,AED操作说明上注明了“本设备仅供医务人员使用,以及在心肺复苏及AED使用方面接受培训的人员使用”。

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旅客服务中心两名工作人员均告诉经济观察报,机场工作人员均经过AED使用培训,但如遇突发状况,真正需要使用到AED时,须在医务人员的陪同下使用,不能擅自操作。

事实上,在首都国际机场,各个航站楼都配备了24小时值班的医疗中心,机场旅客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工作人员将首先通知航站楼的医疗中心。7月7日,T3航站楼医疗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机场配备的AED不供我们支取,支取时需要经过机场工作人员许可,我们只负责到场进行急救,而且我们也会随时带有手动除颤仪。而机场的这种AED,我国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必须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使用,至于他们能不能用、愿不愿意用、敢不敢用,这个不好说。”

上述医疗中心工作人员说,“AED其实就是一个傻瓜机,直接根据操作程序操作即可,在发达国家,这种机子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诉求

就在金波离世当天,6月29日,北京市卫计委发布了《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报告披露,2015年北京市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仍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其中,心脏病为排名第二的死因。张元春说,“心脏原因导致死亡的情况更多发生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对急救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新加坡要求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会急救,韩国则要求大学毕业必须学会急救。”

张元春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中国每天上演的急救案例中,患者除了等救护车来,极少能得到来自周围人的急救措施,而以心脏骤停为例,只有在最开始的数分钟内实施急救才有意义。

7月2日,邓飞发布了一篇文章《送别金波和我们要做的事》,决定以金波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铁、车站、机场、商场等公共场所添置包括AED在内的心脏骤停紧急救援设备,建立一个专门服务心脏骤停病人的快速应急体系。同时,倡导和推动对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专业培训,最终让心脏骤停救援设备和紧急救助体系成为公共场所强制性的标准配置。

为了让人既有能力救,又愿意救。7月8日,邓飞与金波生前好友联合天涯社区、新浪微博微公益、腾讯志愿者协会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心唤醒”基金的第一批募集通道开启。据了解,这笔资金将用于购置AED,并为服务机构提供急救培训。

邓飞希望通过发起“心唤醒”基金,一方面培训人们获得心脏复苏急救知识和技能,推动公共场所乃至人流密集的地点配置AED,另一方面,设计急救免责制度。目前,“心唤醒”基金正在联合保险公司开发一种特别保险,如志愿者在施救中遭遇诉讼,保险将为败诉的志愿者承担有可能的资金赔偿。

张元春认为,中国急救体系本可以通过制度化方式完善,比如要求所有建筑在竣工验收时必须安装AED设备,公共设施投入使用之前也必须安装AED,并且要求一定比例的工作人员必须接受过急救培训,政府不需要出钱,只要出台政策,就可以减少类似金波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