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今年年初迎来了“开门红"。尽管1季度GDP增长仅6.7%,略低于去年4季度,但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均在近期明显回暖,表明实体经济正在较为强劲地复苏。毫无疑问,经济回暖的背后,稳增长政策是最大功臣。地产去库存政策扭转了地产市场的低迷态势。今年“两会"布置的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提振了基建投资热情。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彻底消除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困局。
在经济形势显著改善之时,有关稳增长政策是否应该逐步撤出的讨论逐步浮出水面。毕竟,房价上涨已开始引发各方反弹,而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也让通胀及资产泡沫的担忧升温。
不过,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此时撤出稳增长政策是下策。如果这样做,不但会让来之不易的复苏势头就此夭折,还会严重打击国内外各方对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信心,危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滑出下限的风险并未消除。目前,实体经济的复苏并未完全对冲金融行业减速带来的下行压力。而考虑到去年2季度股市大泡沫曾大幅推高金融行业增速,给今年留下了很高基数,今年2季度金融业减速的压力会更大。目前,观察者虽普遍预期今年我国GDP增长能超过政府划定的6.5%底线,但这是建立在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假设下的预测。一旦稳增长政策退出,预期就会随之恶化。
第二,各方对中国经济长期的信心尚不稳固。过去几年,我国曾经有数轮稳增长政策的放与收。其后果是经济数次在短期企稳后又再创新低。这已经严重伤害了政策声誉,打击了各方信心,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试问,如果大家都相信政策是“打一枪就跑",又甚至只是“虚晃一枪",政策效果能有多大?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各方正观望政策调控是否会与之前不一样。如果这时再来稳增长政策的快速退出,无异于告诉大家“十三五”将继续重演“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持续下台阶的状况,信心将再度丧失,小康社会目标将无从谈起。
第三,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稳增长政策持续稳定发力。许多人错误地将稳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但事实是,经济调结构调整需要稳增长政策提供一个平稳的环境。试想,当企业整日挣扎在破产边缘的时候,会有动力投资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吗?当失业大规模出现,全社会收入预期与支出意愿低迷之时,支撑消费和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动力何来?因此,尽管某些稳增长政策似乎并不具有直接推动经济结构改善之功,但其营造的平稳经济环境却是结构转型的必要条件。过去几年的经验已经表明了,用撤出稳增长政策的方式来追求经济结构的改善,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在保持稳增长政策持续性的前提下,优化稳增长政策的实施是必要的。
这方面我们有许多教训可资借鉴。比如,为了避免政策本身加大经济的波动,稳增长不宜被当成短期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成为长期的事业。又比如,为了避免货币过量投放带来的通胀、资产泡沫等副作用,财政政策应该在稳增长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再比如,为避免重蹈四万亿加大产能过剩压力的覆辙,对经济的刺激不宜发力于制造业投资,而应更多依赖基建、地产这样的“消费型投资"。不过,尽管的确有必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尽量减少稳增长政策带来的不利副作用,但这不应成为不做稳增长的原因。
中国经济在稳增长政策的带动下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复苏。但形势的改善并不意味着稳增长政策应就此退出。恰恰相反,稳增长是一场持久战。中国经济是否能保持平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均取决于我们能否打赢这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