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福林、杨伟民、白重恩、高培勇，周末发声！

来看会上重要观点：

1.迈向“十五五”，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机统一，是综合性、系统性、引领性的跃升。

2.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合理水平；二是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能够保持基本稳定。

3.凝聚新质生产力的新制造，不再是过去烟囱林立、管道密集、劳动密集的产业，而是科技创新与产业、产品创新“前店后厂”式，研发人员密集，知识产权密集的制造业，新制造恰恰应该布局在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地区，因为研发人员主要在这里。

4.政策不仅要聚焦扩大需求、优化供给，也要优化分配，形成供给、需求、分配三位一体、方向一致的系统性政策。

5.用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将还本付息的压力从地方转移到中央，这样可以修复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其现金流，推动经济增长，为改革创造条件。

尚福林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实现了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跨越，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于“十五五”时期金融发展面临的形势，尚福林表示，仍有一些结构性和机制性挑战。“比如，社会资金配置结构不平衡问题仍有待解决，低利率、低息差时代到来也增大了资产配置难度，传统的融资和风控模式与新经济新业态的现实需求不够适配。”尚福林举例指出，迈向“十五五”，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机统一，是综合性、系统性、引领性的跃升。

尚福林表示，“十五五”规划建议从更加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努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金融稳定防线；稳步推进高水平开放，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等方面，阐明了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内涵。

其中，在金融体制改革层面，要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六大支柱”体系。要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强化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主体责任，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金融机构；持续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完善信息披露等基础性制度，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提升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等功能；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央地监管协同，运用监管科技提升穿透式监管能力，筑牢风险防控底线。

杨伟民指出，“十五五”时期，要推动五项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包括在经济增长保持合理区间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取得重大突破、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取得重大突破、在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分配结构优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建设现代化体系取得重大突破的标志就是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杨伟民指出，合理比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合理水平；二是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能够保持基本稳定。

杨伟民表示，在加快建设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不应拘泥于过去以往工业化国家的实证定律。比如，过去认为中心城市应降低制造业比重，主要发展服务业等。原因在于，新质生产力不是空中楼阁，必须要落实到产业，主要凝聚于制造业，更细分来看，也就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凝聚新质生产力的新制造，不再是过去烟囱林立、管道密集、劳动密集的产业，而是科技创新与产业、产品创新‘前店后厂’式，研发人员密集，知识产权密集的制造业，新制造恰恰应该布局在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地区，因为研发人员主要在这里。”杨伟民强调，未来没有研发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也很难有生命力。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杨伟民表示，未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主要会在这些区域产生。

对于分配结构优化问题，杨伟民指出，分配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桥梁，化解供强需弱的症结在分配。政策不仅要聚焦扩大需求、不仅要聚焦优化供给，也要优化分配，形成供给、需求、分配三位一体、方向一致的系统性政策。

在初次分配层面，杨伟民认为，刺激消费政策应逐步转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提高最低收入工资标准，推动企业不断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在再分配层面，则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力度，重点是明确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最终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明显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明年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杨伟民指出，这一计划会提出更多可操作、可检查的指标和有力度的政策，实实在在增加全体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钱袋子。

高培勇同样认为，在强调“投资于人”的背景条件下，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现代转移支付制度非常紧迫。其基本方向在于逐步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异，让社保和转移支付能够全面覆盖所有领域；同时，逐步缩小乃至消除身份差异，让社保和转移支付无差别适用全体人。

白重恩认为，在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之外，还应该“投资于改革”。

“所谓‘投资于改革’就是用现在大力度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支持改革所需的过渡成本，尤其是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赤字、债务成本很低，一旦解决了过渡成本问题，就给我们更好进行改革铺平了道路。”白重恩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银行改革为例，指出彼时剥离不良资产的投入为改革提供了条件，可以看做是投资于改革，而这也为后续商业银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对于当下“投资于改革”的机会，白重恩认为，应进一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同时辅以地方财政和融资平台改革。

“用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将还本付息的压力从地方转移到中央，这样可以修复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其现金流，推动经济增长，为改革创造条件。”白重恩称。

在具体操作层面，白重恩指出，用国债来化解地方债务，要让国债的发行与货币政策高度协同，确保不造成对市场活动的挤出效应。具体而言，在财政发行国债时，央行虽然不直接购买，但需在二级市场上等量收购国债，对冲新国债的增量，保证发行利率低于名义GDP增速，这样即使未来利率支出都由发行新债来支付，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债务占GDP的比重也会下降，不会给未来的财政带来负担。

责编：罗晓霞

排版：刘珺宇

校对：赵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