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不能简单认为2022年是人口负增长元年，目前中国还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徘徊

（原标题：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不能简单认为2022年是人口负增长元年，目前中国还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徘徊）

财联社1月17日讯（记者郭松峤）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财联社注意到，这也是中国61年来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如何看待2022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如何看待多地出台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应如何应对当前的人口问题？围绕这些问题，财联社记者采访了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

原新指出，2022年人口减少85万是长期低生育率的规律性结果，目前看中国也进入了世界上最低生育率国家的方阵。同时他注意到，目前很多媒体都说2022年是人口负增长元年、中国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等。对此，原新认为，目前中国还在人口零增长阶段的徘徊。不能说2022年出生人数比死亡人数减少，就说中国进入了一个负增长的阶段，如果说“阶段”，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只有当人口总量进入了常态化的负增长，才可称之为人口负增长阶段。

原新还表示，未来几年促进生育率回升的因素和继续降低生育率的因素还在博弈。“未来积极生育政策的进一步的措施落实后，能否刺激生育，这个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原新同时表示，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应该是长期的稳定性政策。此外，这个政策体系不应该以城乡生育、孩次不同等因素，给予很大差别的生育刺激或者补贴政策。

“目前中国还在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徘徊”

财联社：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人，61年来首次负增长。如何看待这一表现，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如何看待未来几年人口增长趋势是怎样的？

原新：2022年人口减少85万是长期低生育率的规律性结果。中国的生育率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平均每个家庭生6个孩子以上；70年代从6个减少到2.3个左右；80年代大概徘徊在2.5个左右；从1992年以后就低于更替水平，就不到两个。低于更替水平以后，总的大趋势还是在不断下降。虽然在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一点回升，2020年的人口普查降到了1.3。

在全世界研究生育率的过程中，将1.3以下称之为超低生育率的阈值，如果一个国家低于1.3就说明这个国家进入了超低生育率的阶段，目前看中国也进入了世界上最低生育率国家的方阵。

按照人口规律，生育率只要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的内在增长率就已经为负数。但是中国这30年人口没减少反而在增加，这其实是因为有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所以这30年低生育率的发展阶段，就把这个惯性已经全部耗光，所以开始出现负增长。

从人口发展的整个过程来说，这应该是人口发展的一个阶段。从人口正增长阶段到人口零增长阶段，最后到人口负增长阶段。但我的判断和今天一些媒体的观点声音不太一样，目前很多媒体都说2022年是人口负增长元年、中国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等，但我认为目前中国还在人口零增长阶段的徘徊。我不否认2022年是人口负增长的一年，但我认为人口负增长阶段一定要有“阶段”两个字，应该是一个常态化的负增长，这样的负增长至少要持续十几年或几十年甚至更长的长期过程，这才能成为人口负增长阶段。2021年中国人口净增长48万、2022年人口净减少85万，但相对于中国人口14亿的基数，就是在零值附近的微小波动，况且，未来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波动的不确定因素还很大。

所以，我觉得不能说2022年出生人数比死亡人数减少，就说中国进入了一个负增长的阶段，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未来几年促进生育率回升的因素和继续降低生育率的因素还在博弈”

财联社：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生育第三个子女的，三年累计拟发放补贴19000元。实际上，近年来，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你如何看待这些措施，效果如何，能否扭转人口下跌的趋势？

原新：未来几年，促进生育率回升的因素和继续降低生育率的因素，实际上还在博弈。比如，三年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实际上有正有负，它对生育率和死亡率都是有影响的。

2021年6月，国家三胎政策开始实施；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取消了所有的生育处罚措施。紧接着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计划生育条例都做出相应调整，出台了一系列的生育刺激的政策。概括起来包括经济刺激、时间支持、技术保障、服务到位、舆论环境友好等。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这说明31个省市自治区的政策还不够完善，还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未来进一步的措施落实后，能否刺激生育，这个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另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经济越发达，收入水平越高，生活水平越提升，反而越不愿意生孩子。中国社会发展会使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受教育年限越来越强，自然而然的就推迟了生育时间，压缩了生育空间。未来生育率会不会有所反弹，出生人数会不会再多一点，目前看很难判断。客观上来说，目前中国生育人数减少，生育意愿低迷，生育行为消极，这是现在的年轻人的普遍现象，所以回升生育率还是有困难的。

生育是国之大事，是重大的民生，安全温馨的生育政策体系是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的社会公共政策。关于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不应是一时的，应该是长期的一个稳定性政策。应该在国家公共政策的体系当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稳定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这个政策体系不应该以城乡生育、孩次不同等因素，给予很大差别的生育刺激或者补贴政策。不管是城市、农村，第一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都是国家未来的建设力量，应该有一个公平公正的政策体系。我不主张有的地区生第三个孩子比第一个孩子奖励3倍、4倍的钱，这其实没有必要，会增加一种新的不平等。

“不能单纯通过人口路径来解决人口负增长社会和老龄社会的经济社会挑战，只能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应对带来的挑战”

财联社：对于当前中国的人口问题，你还有哪些建议？

原新：有两个方面要注意到。一是负增长，二是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会和不断深化的老龄化交织，使人口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但是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只是人口的一个规律性结果，即长期的低生育率，长期的低死亡率，它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的负增长。通俗讲其实就是长寿化和少子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就是一种人口现象。

如果想修正人口负增长或修正人口老龄化，唯一可以改变的因素就是提振生育率水平，让它达到一个适度的水平。但这件事难度非常大，过去40年，中国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的指导之下，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成功。但是过去40年，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努力提升生育率，但直到今天，也找不到一个典型的国家，能总结它生育率提升快的经验，甚至没有这样的国家。所以提振生育率是一件成本昂贵的事情，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情感成本等。

二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已经成为事实，它与经济社会交织在一块，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就不是问题，反之，如果不适应就一定会成为人口负增长社会和老龄社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不能通过人口路径来解决，只能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应对这些问题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挑战过程中，要坚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的原则。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带来挑战同时也有机遇。在困难和挑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更要善于发掘人口机会，用好人口机会，努力实现新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