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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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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继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上海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之后,浙江也成为重磅示范区。浙江此次任务在于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的省域范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指出,这是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共同富裕示范区”三大主攻方向分别是解决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

6月11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了到2025年的主要目标,包括“ 2025年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2.1以内,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尤其强调了倍差缩小。 

国家发改委将牵头设立专班负责协调工作

共同富裕,既包括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得最大、最强;也包括要把社会财富蛋糕分得更公平、更合理。

为何这项重磅政策“花落”浙江,从“共同富裕”的角度看,浙江基础较好,也是国内“藏富于民”程度较高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第1位。同时均衡性比较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96,远低于全国的2.56,也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居民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另一方面,浙江也有多种经济地理形态。所谓“七山一水二分田”,包括平原、盆地、海岛、丘陵等各种地貌,类似于一个缩小版的中国。多年来,浙江也在开展山海协作,可以看见尽管一些位于山地区域的城市GDP总量不高,但其居民收入仍可以超过全国设区市平均水平。“这种比较复合的区域情况,能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云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看来,此次共同富裕示范区与以往更多强调创新的文件政策立意很不相同,并且《意见》中对”共同富裕“更多强调了制度改革、自我造血,而并非仅是对欠发达地区的补贴或转移支付,这里也有思路的变化。同时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央此次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力度——《意见》提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设立工作专班负责协调推进本意见提出的任务措施”,国家发改委的牵头协调为浙江后续探索提供了有力保障。

“分蛋糕”将迎制度改革

对于共同富裕示范区,给出了“四个区”的战略定位——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而缩小收入差距正是此次示范区的重要任务。

对于收入分配,此次《意见》中指出,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再分配制度、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刘云中告诉记者,简要讲再分配主要指税收、转移支付等财税方面的制度,第三次分配主要指慈善、NGO等组织。而在初次分配中,除了通过劳动获取报酬,也有可以通过资本运作等方式获得收益。

曾刚提到,当下提到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后续可能会有政策鼓励更多人通过直接劳动获得更好的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鼓励劳动收入的同时,《意见》也提出“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具体来看,例如支持浙江率先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探索股权流转、抵押和跨社参股等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实现新形式等等。

曾刚指出,“土地改革的相关事宜,未来可能在浙江率先落地。通过制度改革让相关农民和低收入市民享受合理的、应有的财产性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从发展目标看,《意见》指出到2025年,浙江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到2035年,浙江省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争取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曾刚指出,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也意味着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探索。

此次《意见》也特别强调“中等收入群体”,包括2025年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等等。《实施方案》提出2025年,浙江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0%、20万-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

刘云中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从两方面,一是通过教育提高技能水平,二是伴随产业经济的发展。在教育方面,此次《意见》着墨很多,包括面向劳动者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等。在此过程中,刘云中也提醒当下还有不少低效的教育,提升培训效果是件细致工作,不仅仅是开培训班。

还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提供了发展空间——“探索建立人地钱挂钩、以人定地、钱随人走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逐步实现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更大力度保障“农二代”的教育质量,正是推动低等收入人群迈向中等收入的重要一环。尤其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浙江全省迎来超千万的人口增长。

产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何立峰也特别提到了浙江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响“浙江制造”品牌。

刘云中指出,一般而言制造业从业者的学习曲线要比生活性服务业(例如理发、餐饮)更缓、更长,也就说从业者技能提升的空间更大。制造业的发展推动得当也可以回扣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命题上。此次《意见》也提出拓宽技术工人上升通道。

(作者:朱玫洁 编辑: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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