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社融数据点评：企业信贷同比多增，M1增速回升

（以下内容从西南证券《2026年2月社融数据点评：企业信贷同比多增，M1增速回升》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点评
新增社融同比多增，人民币贷款转为同比少增。从社融存量看，2026年2月，社融存量同比增长8.2%，增速持平于1月。从社融增量看，2026年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792亿元，同比多增1461亿元，连续两个月同比多增。2026年2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8484亿元，同比多增1956亿元，再度转为同比多增。2026年2月社融同比多增主要因企业信贷融资增加，或与春节错位（奖金发放需求）有关，以及财政、准财政持续发力，带动相关配套融资需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为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对货币政策的定调仍是“适度宽松”，与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一致，总体适度宽松基调不变，但提升了政策调控对“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先级。此外，财政政策持续发力，支出强度增加，上半年社会融资增速有望得到支撑。
政府和企业债拖累直接融资，表外融资同比少减。从社融结构看，2026年2月，直接融资新增1.6万亿元，同比少增2706亿元，主要受政府债融资基数扰动。2026年2月，政府债融资新增14036亿元，同比少增2903亿元，或因春节错位导致去年同期基数回升，以及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到期偿还较多。2026年1-2月地方新增债券发行10346.1亿元，高于去年同期的8018.7亿元，然而净融资额为6299.4亿元，低于去年同期的7335.9亿元，截至3月13日，3月地方债总偿还量为1396.4亿元，仍远高于去年3月的299.0亿元，或将继续拖累3月政府债融资；企业债券融资1521亿元，同比少增181亿元，结束连续5个月同比多增，由于城投“退平台”持续，2月城投债净融资额较1月降幅明显，为68.28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同比多增378亿元至454亿元，或与股市回暖有关。另外，新增表外融资同比少减1918亿元至-1627亿元，其中新增委托贷款为-181亿元，同比少减47亿元，新增信托贷款为309亿元，同比多增639亿元，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少减1232亿元至-1755亿元，或与本月新增票据融资减少有关。
企业短贷和中长贷同比多增，居民贷款同比少增。2026年2月，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4900亿元，同比多增4500亿元，企业信贷意愿有所增强。其中，企业短期贷款增加6000亿元，同比多增2700亿元，或因节前发放工资、奖金推升短期流动性需求；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加8900亿元，同比多增3500亿元，随着财政政策逐步落地，“两重”项目开工建设，企业增加配套融资，另外出口大幅增长或也带动了企业投资需求增加；票据融资减少350亿元，同比多减2043亿元，票据已连续三个月同比为负，冲量需求持续减少。2026年2月，居民贷款减少6507亿元，同比少增2616亿元。其中，居民短期贷款减少4693亿元，同比少增1952亿元，或主要受到春节错位的扰动，消费信贷需求已在节前释放，节日期间“只收不贷”拖累贷款融资读数；居民中长期贷款减少1815亿元，同比少增665亿元，春节期间通常为楼市成交淡季期。截至3月12日，3月30大中城市单月商品房成交面积约为224.33万平方米，相比2025年3月同期成交面积同比减少11.35%，节后新房成交依然偏弱。然而近期二手房成交热度延续，一线城市率先回暖，3月9日、10日、11日北京二手住宅分别成交712套、657套、751套，3月7日、8日、9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1324套、1179套、870套，均连续保持高位运行。
人民币存款同比少增，M1同比增速走高。2026年2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1700亿元，同比少增32500亿元。其中居民存款增加31100亿元，同比多增25000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26545亿元，同比少增17605亿元，主要体现今年节前奖金发放时点错位的特征；与此同时，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3900亿元，同比少增14400亿元，今年假期较长，期间“持币过节”倾向较大；财政存款减少3500亿元，较去年同期少增16076亿元，或因财政发力前置，财政支出增加。2月末，M2同比增长9.0%，相较上月持平，延续高位增长；M1同比增长5.9%，增速回升1个百分点，或与出口企业的强势结汇有关。2月末，M2与M1剪刀差为3.1个百分点，较上月缩小1个百分点。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基调不变，M2增速或保持平稳，上半年偏强势的出口有望继续支撑M1增速，但基数走高或对M1同比施加一定压力。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节奏不及预期风险，海外经济超预期波动风险。已公布的宏观或产业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因配套措施不完善、部门协调不畅、地方执行力度差异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导致其推进速度、覆盖范围或最终效果慢于或弱于市场预期，从而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与经济修复的进程；主要经济体的政治局势、经济数据或宏观政策出现意外变化，其幅度或频率超出市场普遍预测。这种超预期波动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贸易条件恶化或外需急剧收缩，并通过金融、贸易及预期渠道向国内传导，增加我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