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银行“政商难题”

（原标题：徽商银行“政商难题”）

7月31日晚间，徽商银行(03698.HK)公告称，董事长严琛因“工作调动”辞任，包括执行董事、董事会下设三个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一系列职务也一并卸下。

来自行业内的说法是，新任掌舵者，或依旧来自安徽政界高层的人士。

徽商银行自成立以来，政商交织的色彩一直浓重。

徽商银行的历史可追溯到2005年，由原合肥市商业银行与六家城市信用社合并重组而来，起点便带有鲜明的地方属性。

此后十余年，它借助地方财政、城投平台以及区域产业链的支撑，在安徽迅速做大做强，并于2013年成为首家登陆港股的安徽城商行。

然而，这条成长路径，几乎从未摆脱过政商互动的印记。此前，徽商银行第三任董事长李宏鸣，就任董事长前，曾历任黄山市市长、宿州市委书记等。

如本次关键人事更迭再次出现政界人士的影响，外界自然联想到的是：这是一次徽商银行治理逻辑的再平衡，还是又一次循环往复？

就一间城商行而言，换帅并不是孤立事件。它背后往往伴随着治理风格、风险偏好甚至业务战略的调整。

尤其是对徽商银行来说，过往多任董事长的人事轨迹与腐败案件，已经让人事与治理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

在徽商银行二十年的发展史中，至少有五任董事长先后掌舵，而其中三人最终走向落马结局，这样的比例，在全国城商行中并不多见。

首任董事长戴荷娣，作为合肥市商业银行的原董事长，在徽商组建初期发挥过重要作用。2011年，她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最终获刑12年。案件细节显示，其主要问题集中在利用审批便利收受贿赂，牵连多起授信与企业贷款。

第四任董事长吴学民，曾在安徽银监局工作，带有鲜明的监管与政界背景。他于2017年上任，在2022年被查并“双开”，通报直言其“严重破坏金融生态”，涉及巨额受贿与权钱交易。吴学民案发时，徽商银行正处于回A受阻的关键阶段。

第三任董事长李宏鸣的案件，则更具代表性。他历任黄山市市长、宿州市委书记，主导地方基建与产业投资，积累了深厚的政商资源。

在2021年，李宏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3年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罪名包括受贿、滥用职权，涉案金额逾数千万元。法院审理查明，他在担任安徽地方官员和徽商银行董事长期间，非法收受财物，并在贷款、续贷、重组等事项上滥用职权。

案件中出现的“地方财政—银行授信—企业项目”的三角关系，几乎是银行普遍腐败生态的缩影。

三位董事长相继落马，并非偶然。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背景大多与地方政界或金融监管体系紧密相连。

这种“行政化”出身，使得银行在运行中始终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决策更容易受到外部力量影响，市场化治理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不仅是董事长层面，徽商银行的其他高管同样问题频出。

近十年间，副行长、分行行长乃至条线负责人，屡次出现在纪检通报中。腐败的形式大多雷同：违规放贷、接受宴请、收受礼品，甚至直接参与票据套利与非标融资。这种“上有腐败、高管落马，下有违规、分支行频出问题”的双层结构，勾勒出徽商银行内部失序的图景。

与此同时，徽商银行的“回A”进程一拖再拖。

从2018年开始进入A股辅导期，至今已过去六年，徽商银行最新的辅导报告仍然指出三大卡点：公司治理不完善、主要股东之间存在股权纠纷、职工持股安排不合规。

所有这些问题，与前述高管腐败、分支行违规几乎形成呼应。治理框架松动、内部控制失灵、外部股东博弈，层层交织，构成了徽商银行难以解开的结。

更直观的背景是，这家银行已经做到了2万亿资产规模，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371亿元、净利润159亿元。

资产扩张、营收增长的背后，如果治理层面无法补强，所谓的“发展红利”，很可能会被不良资产和合规风险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