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丨银行数据治理难在哪里？

数据治理是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基础，需要发问的是，银行数据治理难在哪里？

券商中国记者梳理过去一年的罚单，其措辞直击银行数据治理的质量，包括“数据治理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数据治理“不到位”或“存在缺陷”等。

也就是说，不同于往年罚单集中于银行数据漏报、错报，过去一年有更多的数据治理罚单触及了银行基础数据采集的不规范，指向了具体某项贷款业务数据或某项统计科目数据的真实性。即，监管对报送的数据失真和数据低质量向银行要说法。

其中，中小银行因数据治理不规范收到的罚单较为密集，且监管罚单内容提及更多的集中于“小微统计数据不真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数据不准确”“房地产贷款数据不真实”“部分EAST数据存在质量问题”等。

就在两个月前，金融监管总局下发了《关于开展信息科技监管数据专项治理的通知》督促金融机构提升监管数据报送的合规意识，建立健全数据质量长效管控机制，切实提高监管数据报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未来银行业的发展赋予当前数据治理更多的使命。

在国家层面，2020年，“数据”首次在国务院发布的文件中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为要素之一。为顺应时代发展，近几年监管等部门陆续发布的有关数据治理的指导或监管文件，数据治理的重要性愈加重要。

更为明确的是，数字金融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在银行向数字化转型的大潮中，对于天然拥有海量数据资源的银行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也早已被各家银行列入发展目标。

然而，一家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数据治理基础上。数字是银行数据化发展的“石油”，而数据治理能力和程度决定其在数字化转型中能否抢得先机。

随着数字化已提升至国家战略，一些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仅将数据治理着眼于监管数据的报送规范的简单思路，已不能适应金融数字化的大浪潮。

对于区域性银行的数字化现状，新疆银行数字化发展部副总经理田清明在其所作的《区域性银行数字化转型：方法论与实践》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总结：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已经进入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期，而绝大部分区域性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之路才刚刚开启，普遍被动地面临数字化时代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同时由于家底普遍不够丰厚，支撑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与国有大行相比有明显差距。

具体而言存在数据治理水平不足，数据应用少，未建立数据服务体系，不能使数据能力形成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底座的现状。

在区域性银行在数据能力建设方面，普遍采用了自建或由省联社、发起行代建等方式基本使用上了大数据平台，理论上是可以为业务部门提供多样且丰富的数据分析、数据应用等支撑。

但如田清明在书中调研发现，业务条线负责人的直观感受一般有三点：部分指标数据不准，但不知道为什么不准；仅知道有一套报表系统可进行固定报表的查询等，真正经常使用的报表与查询极其有限，业务条线相关的数据应用极少；跨部门使用数据有壁垒，存在“部门墙”，数据不能充分流动与使用。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数据治理的实施是一项长期、复杂且需要动态调整的系统性工程，并非短期见效。这也导致了数据治理这项长期工程，其实并未在诸多银行机构内部的管理意识和行动中提升到更高的维度。

不少银行在数据治理方面存在管理体系不健全、人才队伍搭建不足、权责模糊、基层业务不规范等问题。

为促转型，罚单，成为一个外部驱动力。

近两年，监管部门对数据治理方面的检查和处罚频率越来越趋于密集，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EAST（检查分析系统）报送要求越来越严格。从2024年银行领到的罚单领域看，监管在银行数据治理不审慎等方面罚单更为细致和深入。

如果数据质量仍难以保证，更遑论数据治理的目标是数据价值的挖掘和数据应用的落地，何谈数字化转型的星辰大海。

田清明认为，塑造“数据文化”是数字化转型工作能持续长期开展的关键。通过数据文化建设，将数据文化融入全行文化体系，区域性银行全体员工信数据、看数据、懂数据、用数据，加速数字化转型。区域性银行开展数据文化建设工作的关键是，改变全行所有人的思维方式。

具体而言，区域性银行需要对高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等进行针对性地培训，建立不同层级员工的数字化意识与基础技能，以此推动全行“数据文化”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