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懿宸：要当全球一流企业的话，回避不了ESG

（原标题：施懿宸：要当全球一流企业的话，回避不了ESG）

9月23日，由网易财经主办的“2023网易财经ESG趋势论坛”在深圳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凝聚ESG共识、聚焦关键行动”，由广州市绿色金融协会、深圳市南山区金融行业协会、大湾区碳中和协会提供支持。来自ESG国际组织、评级机构、学界、企业界的嘉宾出席了本次论坛，并基于ESG议题发表重要演讲与深入交流。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教授，中财绿指首席经济学家施懿宸在论坛上表示，绿色经济和碳经济是高质量发展非常好的抓手。5、6、7月，我们的进出口数字并不太好，但新三样非常好，都是绿色经济，就是所谓的光伏、电动车和电池，这也是欧洲和美国最惧怕我们的地方，美国的抗通膨法案就是针对我们，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模式。

施懿宸指出，企业要百年常青，ESG是最重要的指标，核心是碳。要当全球一流企业的话，回避不了ESG。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ESG一定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竞争力。

以下为现场实录：

主持人：您近期有提出碳金融和绿色金融是作为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新角度，可以从学术角度帮我们剖析一这方面的观点吗？

施懿宸：国家在提出“3060”后，尤其在去年，各位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学家甚至一些业界人士提了不同的观点，认为“3060碳达峰、碳中和”会阻碍我们的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很好的辩论的题目，甚至可以好好的做一个研究和探索。因为站在反方的，拿去年地缘政治的关系，煤炭、火电、石油都大涨，拿这些短期看得到的数字来证明“3060”确实可能会阻碍我们经过的发展。

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我们长期看全球和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高质量发展我们已经说了好几年，之前叫“供给侧改革”，到现在我们谈“3060”，这有一个经济学非常核心的问题，从英国工业革命后，人类透过机器的生产模式，大量生产标准化的产品，现在全球人口的增长在趋缓甚至在萎缩。所以，从经济学上告诉你，我们的总和供给已经大过总和需求，这就是为什么要高质量发展，因为需求是追不上这个供给的，所以供给就必须更高质量，让消费者才能买单。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低质量的供给只能去收入比较低的国家做发展，这是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的必然。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消费降级是经济不好的信号，消费的升级基本代表经济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跟西方不同，因为我们是用土地财政的方式，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这已经到尾声了。房地产这个产业我们继续支持，但它难以担当中国下一个时代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不管我们再怎么支持房地产，因为我们的城镇化已经高达70%，剩下的必须要重视粮食。粮食是国安问题，必须盘在自己的碗里。在这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由房地产拉动工业从而拉动第三产业的服务业。

在这个过程里，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抓手，所以我们的绿色经济和碳经济就是非常好的抓手。仔细看5、6、7月，我们的进出口数字并不太好，但新三样非常好，都是绿色经济，就是所谓的光伏、电动车和电池，这也是欧洲和美国最惧怕我们的地方，美国的碳关税法案就是针对我们，这是我们的优势，这是我们未来补足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

各位可能听过“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们人口的出生率已经低于死亡率，无法再用人口增长的模式促进消费。内需要增长，必须要消费和增加，而且要升级，才能在GDP里透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当然，有些学者认为收入没有增加怎么增加消费，但长期而言这个方向是对的，高质量最重要的理论，边际生产力会下降，但透过技术的提升可以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另外是解决经济负的外部性，投入产出比的提高。过去的负产出，是由我们财政来兜底的，现在必须企业自己来负担这个成本。当然，能负担这样的成本，代表他有竞争力，也代表他的毛利够高，这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模式。

ESG基本上是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要百年常青，ESG是最重要的指标，核心是碳。在这个过程中，碳企业的竞争力，过去财务的那些指标依然都需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多加一个ESG的部分，更能识别它是否毛利是存在负的外部性。其实不是他自己的竞争力赚来的，是我们用我们很多资源去补贴来的，这样一个增长模式已经过去了，所以ESG是我们迈向国际，要有国际竞争力一个必然发展的趋势。

之前有一个媒体访问我怎么看国资委要央企做全球一流企业，我当时说要当全球一流企业回避不了ESG。

主持人：我国绿色金融工具在国内的实践非常成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绿色金融工具，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已经是全球规模第二的，权益市场包括REITs等。绿色金融的产生是不是真的帮助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转型，针对绿色工具在座的嘉宾又有哪些建议？

施懿宸：我记得2016年绿金院开始做ESG数据库时，我参加2017年UNDP的一个论坛，当时主持人問我一個問題、我们谈ESG是不是钢铁就不要了。

但我必须说，我从事金融的研究已经将近20年。金融投资就讲两个最重要的投资变量，return和risk，所有的变量最后要影响到return和risk，投资人才会在意，否则就叫情怀投资。UN PRI的刘总说得特别好，我们当然有一些影响力投资，可以牺牲一些回报，去要求影响力的回报。现在有些基金在做这件事情，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投资人都做这件事情，因为这带着一点情怀在里面，但影响力投资不代表他不要求回报。

钢铁、有色两高一剩，这个行业必须存在。我当时回答沛源时是说我们不可能没有钢铁，否则基础设施房子怎么造？跟火电行业一样，火电依然会存在，煤炭也会存在，但它的收益和风险要匹配，收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高，因为它带有风险。你看它的现金流，目前为止都非常OK，非常棒，但未来呢？这些高碳的资产，它的现金流在未来环保标准，人类要追求文明幸福时，它的现金流就会产生问题。有些投资人包含巴菲特可能认为西方石油在目前是个好资产，20年后我认为未必。如果你只看这三五年，西方石油可能是好资产。但20年后能源结构依然是这个比重，我们的《巴黎协定》“3060”都是假的，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比重必然会下降，但是慢慢的下降。在慢慢下降过程中，目前要考虑这个风险。

所以我当时跟主持人这样回答，钢铁，过去我们可能只要求6个百分点收益率，现在可能因为把ESG的风险、环境风险考虑进去，要求8个百分点，因为另外2个百分点是未来的风险。未来现金流的风险我现在要覆盖，所以估值会下降。在你买这个股票时要考虑这个风险，这时候会降低你的收益率的预期或者风险的提高，它的估值就必须下降，因为你价格就必须比较低，因为它有风险。它的估值比较低，代表未来的回报有一部分是从ESG风险提供给你的。

回到主持人这个问题，所有金融资产，只要在你的定价模型里，考虑了气候风险、ESG风险，任何的金融资产考虑了ESG，对它的估值就会产生差异，因为绿色的可能它的收益未来会越来越好，因为整个大环境对它是有利的，包含政策、市场。所以绿色金融的工具在做资源的分配、风险的定价，过去在风险定价过程中没有考虑ESG，没有考虑气候风险。

当时国泰君安培训时问我说ESG是不是一个定价的因子，我跟他说现在可能不是，未来可能是。现在为什么不是？Fama在证明CAPM时用20年的数据的。哪一个机构可以拿出20年的数据给我？我们A股只有5年。没有这么长的数据怎么可能说它是一个定价因子呢？在顶尖期刊之间连审都不用审。定价因子，对所有的股票、资产都有影响。这时候从学术上没办法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一直在提供所谓的金融工具，包含政策，包含平安、渣打，他们在定价时产生了激励。

为什么我们要政府牵头建绿色金融，转型金融也是如此，过去支持存量，现在支持增量。你能有减排的指标，就能支持你从高碳转成低碳，但这个对于银行比较难，因为在事前，你怎么知道它做到做不到。这个过程中需要能力建设，需要系统，需要数据。

回到我说的，ESG从数据支持，MSCI都提供这些数据，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做数据，用数据说话，让数据提供在你的定价里。因为你在风险的识别里需要数据，需要评级，所以现在有所谓的绿色信贷，但绿色信贷是看目录的，现在所谓的转型金融就是跟指标结合，包含可持续债券。过去说绿色债券，只要是目录里就支持。现在可持续债券是你要提供KPI的指标，例如碳减排10%，利率就可以下沉10%，这就是目前在转型金融里提到的确实可以激励企业行为的改变，否则他会认为他在做情怀。如果做情怀，国资委来做就好了，因为会要求央企、国企做，但民企基本上还是市场经济，將本求利的。市场投资人包含UN PRI这些希望我们投资人做负责任投资，我们做投资时如果考虑这个因素，那企业的行为就会改变。企业会做ESG，最主要的是四个：满足监管要求、市值管理、融资成本和品牌价值、品牌价值在 B端就是供应链ESG管理的订单,在 C端就是绿色与低碳消费。所以“双碳”人人有责，少叫一点外卖，少用一点塑料，基本上就减排，而且不影响生物多样性。

第二个，供应链在全球重构时，国内只要是全球供应链里，必然需要ESG，否则可能订单会受到影响。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ESG一定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竞争力，提供给各位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