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小种子背后的农业蓝图：2021年，种业“翻身仗”怎么打？）
把种子交还给市场！
食为政首，种铸基石。
小小一颗种子，正在成为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焦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1年重点工作之一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1月13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要把种业作为“十四五”农业科技攻关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来抓，打赢种业“翻身仗”。
此后数日间，资本市场闻声而动，种业股、渔业股快速反弹。以最典型的神农科技为例，公司年初至今在仅仅11个交易日的时间里一度下跌近四成，但是在18日企稳反弹，盘中最大涨幅超过9%，领涨种业板块。
事实上，虽然种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却被忽视。
“从农业生产链条来看，过去重生产、轻育种的现象比较普遍。从利益链条分割来看，育种产业投入大、回收周期长、风险较高、收益不明确。因此，无论是种植户还是农业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短平快的生产环节，长此以往，产业高度集中于生产链条，种业却有所忽略。”1月19日，东北农业大学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王刚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种业与粮食安全密不可分，是农业生产链条的初始源头和核心环节。
毫无疑问的是，重视种业已经刻不容缓。问题在于，种业“翻身仗”该怎么打？
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秋冬种工作扎实推进，截止到2020年10月，冬小麦、冬油菜播种进度均已超过9成，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
粮食安全稳步增强，背后也有隐忧，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种子创新能力不足。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指出，种业创新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问题，然而我国种业自主创新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有些品种单产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核心技术原创不足、商业化育种体系不健全，这些都是制约种子的一些“卡脖子”问题。
“为什么说种子非常重要？它有点类似于制造业里的芯片，畜牧业中的种猪。种子是整个农业生产链的源头，也是整个价值链的源头。”王刚毅说。换言之，掌握了种子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对后面各个环节去进行把控。“无论是利益分割、整个产业布局，乃至定价权，都建立在种子自主自控的基础上。”
具体而言，种业“卡脖子”的问题主要有几大痛点，第一个就是本土种质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我国各类种子库收集的种质资源仍有欠缺，一些地方特色鲜明的物种甚至面临灭绝风险。一些种质资源库（圃）由于经费不足，保存、保育、复壮等工作时断时续。
“拿大豆来说，中国大豆有很多不错的性状，比如说抗旱。我们想把这个性状和现有高产的种子结合起来（非转基因），这个过程要耗费许多年。”王刚毅说。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同样不可忽略。此前，安徽省农科院园艺所副研究员江海坤曾指出，国内经营蔬菜种子的基本是小企业，自我创新能力很弱，“拿来主义”盛行，种质资源同质化比较严重。比如某进口番茄种子，产量比较高，国内种企就直接模仿。
种子从研发到最后落地，中间往往要经过好多个版本和好几代人的努力。王刚毅指出，一旦进入市场之后，可能其他人稍微加以改良就是一个新品种，而且不需要对原来的品种付任何费用，也缺乏这方面的法律保护。长此以往，这可能导致种业市场的无序竞争，乃至劣币驱逐良币。
曾衍德在1月13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要建设好国家农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三大种质资源库，这是搞好种业创新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要抓好国家现代种业基地建设，目前已经形成了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基地。下一步，要继续提升基地建设水平，高质量打造国家南繁硅谷等种业基地，为农作物育种提供基础保障。
“杂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劳应该归功于南繁。”这里的南繁就是指海南国家级种业基地，号称中国种业“硅谷”。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种业基地并不仅是传统农业园区，更在努力成为高科技、集资源收集、繁殖保存、种质创新与供种分发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功能区。
为什么种业基地都分布在南方？据王刚毅解释，这主要因为气候原因。北方一年一季，种完这一季，收获之后再测量数据、收集数据再来这个周期很长，一年只能出一次实验。
“例如大豆，咱们国家的大豆种植主要是东北，但是大豆种质资源大多分布在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这些基地就是做种质资源开发和保护的中心。可以把这些基地看作农业生产的缩影，实际生产的链条分工是怎样，在这个基地中就是怎样运转的。”
近几年，多地也在为南繁单位租地进行补贴。以四川省为例，2020年8月，根据《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年）》对于新增南繁科研用地，以省为单位“统一规划、统一拿地、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的要求，以及《南繁新增科研用地租地补贴方案》，2020年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四川省南繁单位在海南南繁科研用地租地补贴。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国家级种业基地仍以教学科研用途为主，较少看到企业租地育种。当前，企业育种研发主要集中在自己的实验基地内部，整体规模较小。
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折射出企业在种子研发领域的“缺位”。长期以来，我国种业公司存在“小而散”的问题，企业研发投入受限，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企业数量有限。从经营规模上看，我国农作物种业企业前十强仅占国内市场15.8％的份额。
农业生产链条的重要发端，企业为何长期“淡出视野”？王刚毅认为，一个原因是因为种业天然具有周期长、回报慢的特性。此外，由于知识产权缺失导致的无序竞争，长期以来国家对种业企业的规制较为严厉。相比之下，国家更倾向于让公办公立的主体，如高校和研究机构来承担种子创新工作，这也导致了企业研发投入愈发不足，竞争力被削弱。
他进一步指出，虽然高校和种业企业接触十分频繁，但实际合作效果并不理想，二者并未实现良性互动。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高校与企业的需求出现错配。
“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主要目的是取得学术成果，往往对市场需求不熟悉、不了解、甚至没兴趣。而企业追求的是生产力直接能转化成生产力，满足市场需求。纯学术转换成实际生产力，中间上线周期太长，短期很难见效，企业也等不及。”
也正因此，种业领域的分工关系亟待理顺。在王刚毅看来，事关国家安全战略的种质资源库开发、建设和维护，以及企业在市场上不能得到回报、或短期之内很难见到成效的，应由科研院所和高校主导。对于其他商业化的领域，则应保证充分的市场化竞争程度，这也是保证种业创新生命力的基本前提。
“本质上还是需要制度机制的创新，让种业的市场化、法制化程度更高。剩下的就与其他的农业环节一样，把创新主体交给企业，把种子还给市场。” 王刚毅说。
（作者：刘美琳,实习生李开颜 编辑：周上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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