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济堂2019年度经营业绩大降，五次延期仍不能回复交易所问询！

红周刊 记者 | 胡振明

8月8日，上市公司*ST济堂（股票原简称“同济堂”）发布了第五份《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称：“预计无法按期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将回复的截止日期顺延2个交易日至2020年8月11日。

在此份延期回复公告之前，*ST济堂已经分别在7月11日、7月18日、7月25日和8月1日发布公告申请延期回复交易所问询。如此“难产”的回复内容，跟6月30日发布的2019年年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的多个事项有关：大股东资金占用、其他资金往来及内控缺陷，业绩大幅变化，货币资金与流动性风险等。

2019年年报显示，*ST济堂营业收入录得45亿元，跟上年度相比下降了58.50%；归母净利润1.22亿元，同比下降77%。这一经营和业绩表现情况与此前连续3年经营业绩持续增长的表现截然不同。2016年至2018年，*ST济堂实现营收分别同比增长13.24%、9.55%和10.01%，实现归母股东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38.33%、8.92%和2.7%。虽然增长幅度一般，但仍始终保持着正增长状态，可到了2019年，营收和业绩却全部腰斩，如此的大幅转向实在令人意外。

更让人意外的是，在正式年报公布的两个月之前，公司在4月28日发布的《同济堂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公告》还显示，公司2019年的营业收入录得111.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6%；归母净利润为5.22亿元，同比减少1.22%。从数据结果看，这一数据与前三年的经营业绩变化是基本吻合的。

可就在短短的两个月后的正式年报中，*ST济堂的营收和业绩表现却相较此前的公告内容出现了“天壤之别”。对于这一异常变化，公司在2019年年报中解释称：“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8.50%，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进一步优化代理/渠道销售业务，降低了公司在交易过程中的责任，对不再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主要风险的业务按净额法确认收入所致。”

《红周刊》记者认为，若按净额法确认收入，即意味着交易过程中客户的买卖金额将不影响*ST济堂的营业额，其只计算卖价抵减买价之后的净额即可。而因*ST济堂不再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风险，进而也意味着在交易过程中，客户享有这些转让商品的所有权、处分权、收益和承担损失风险等，*ST济堂在交易过程中转变成一个买卖中介的角色。

如果真的如此，即意味着*ST济堂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应收款项、应付款项、存货等项目将主要由客户核算，其按净额核算的部分应该出现相应的调整，出现跟营业收入大致相同幅度的下降才合理。

年报显示，2019年*ST济堂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确实有明显的减少，但该年年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合计的31.33亿元却比上一年年末只有小幅下降，仍明显高于2017年年末的金额，至2020年一季末时，更是增长至43.88亿元。很明显，其应收款项并不像营业收入那样出现大幅减少。此外，公司的应付款项方面的变化情况也大致如此。

反差最大的项目要算是存货。2017年以来，*ST济堂各年末存货金额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从未出现下降的情况。2018年年末时的存货为6.18亿元，至2019年年末时，增长至8.82亿元。这一变化情况和营业收入的变化方向也是完全相反的。如果公司真的不再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风险，按净额法确认收入，那么买货卖货实际上是由客户进行的，*ST济堂原有的自身存货周转情况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减少，理论上，其年末存货也应该减少，可数据显示的结果并非如此的。

综合上述，在2019年度结束了4个月之后公布的《主要经营业绩公告》对收入的确认方法仍然跟2018年度相同，但在仅过两个月后对2019年度的收入改按净额法确认收入，致使收入出现了大幅减少，但财务报表中其它相关数据的变化却又跟收入变化不相符，如此的计算方法是否合理是让人疑惑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础已经改变的情况下，理论上是需要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进而需要对往期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然而，*ST济堂对2018年以前的财务数据并未同时进行调整，这又失去了一定的可比性。

总之，*ST济堂如此改变会计确认方法是否合理是值得商榷，甚至无法让人辨析2019年及以前各年度的哪些收入是真，哪些收入是假？如此看来，公司采取新的计算方法很可能是为掩盖其它敏感问题，而这就需要监管层高度重视了。

（文中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建议。）